齐鲁银行假票据案余音未了、疑团重重,同属山东行政区的烟台银行再次爆发支行行长卷款4亿潜逃案。
2月12日,烟台,胜利路261号,一栋沿街商厦的裙楼,打眼望去,还不如旁边加州牛肉面馆光鲜的绿色小门脸,安静得有点儿冷清。这里,就是刚刚爆出行长卷款4.36亿元潜逃大案的烟台银行胜利路支行。
龙年伊始,喧嚣一时、排队等待过会的城商行上市潮,在烟台银行大案阴霾下,似乎变得扑朔迷离。烟台银行,似乎也成为城商行发展“阵痛”的典型样本。
换岗前潜逃 “目前还没听说有大调动,但肯定不是刘维宁一个人能干成的。”2月13日,烟台银行一内部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推测,至少胜利支行应该会有人员调整。
对于这样一个相当于储蓄所规模的支行而言,调整可能是换血。“前任行长的情况我们不熟悉,具体情况得问总行。”胜利支行员工显然已经习惯了记者的突然来访,眼神语调都很“官方”。
2月11日,烟台银行董事会秘书秦鲁斌表示,1月31日,烟台银行内部部分支行行长强制性换岗调整当中发现,刘维宁不知所踪,随后核对胜利支行票据账目不符,随即报案。
公安部此前发布的通缉令显示,2012年2月2日,烟台银行保安部工作人员到烟台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烟台银行胜利路支行行长刘维宁从2011年4月到2012年1月17日,分多次将银行库存银行承兑汇票全部取走,用途不明,票面金额4.3亿元人民币。
此前,媒体透露,刘维宁是1月31日卷款仓惶出逃,但上述说法在采访中并未得到烟台一家国有银行人士的完全认同。
“强制性换岗,作为内部风控的措施,类似突击检查,但是,工作交接总要有一个过程,而且一个工作长达8年的"老人儿"、一个支行行长不可能完全没听到风声。”烟台一家国有银行高管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上述国有银行人士分析,如果真是仓惶出逃,有可能是两种情况:一是经手账目上挪用资金缺口过大,刘维宁不能抹平,期限临近迫不得已出逃;另外是刘维宁非法使用金融票据挪用资金,已引起内部怀疑,因此被强制性换岗、调查相关问题,刘猝不及防潜逃。
据新华网消息,刘维宁被捕后表示,一度试图用张家港一笔资金弥补相关漏洞,但最终未能实现,因此在换岗前夕潜逃。更耐人寻味的是,刘维宁被捕以后,曾对浙江当地媒体表示,相关内情复杂,只能回到山东以后再说。
2月7日, 已经在浙江嘉兴、绍兴等城市辗转潜逃的刘维宁,在浙江金华被公安局办案人员在例行交通检查中意外抓获。据悉,2月8日,刘维宁已被押解回烟台,目前关押在烟台福山区看守所。“案子是市局重点督办的,具体案情目前还在保密阶段。”2月13日,烟台公安局经侦大队警官透露。
刘维宁声称的“复杂问题”,在警方以及烟台银行的一致封闭口径下,仍是一团迷雾。与此同时,刘维宁涉嫌非法使用金融票据转移的4.3亿元资金情况,各方说法存在明显差异。
4亿巨款疑点 2月8日,浙江金华警方透露信息显示,刘维宁担任烟台银行胜利路支行行长已经有8年之久,从2011年4月到2012年1月,他分多次将所在银行的库存银行承兑汇票取走,涉案金额高达4.36亿余元。
《钱江晚报》的报道称,“被他带走的银行承兑汇票,大多数已经提前套现,款项去向不明”。
烟台警方关于款项套现问题,也曾做出近似表态。烟台市公安部门曾透露,烟台某银行支行原行长刘维宁涉嫌挪用资金和非法出具金融票证,于1月31日潜逃。刘维宁带着存在该支行的4亿多元银行承兑汇票,但其中大部分都已提前套现,目前这笔款项去向不明。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案件知情人透露, 从2011年4月开始,分276次将所在银行库存银行承兑汇票取走,涉案金额高达4.36亿元。其中有1.7亿元已经转入个人账户。
然而,对于相关挪用资金已大部分套现的说法,监管部门以及烟台银行一直持有异议。“涉案金额并不等同于套现资金,更不一定等同于烟台银行的损失金额。”2月13日,烟台银监局一工作人员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目前案件仍在审理过程,银监部门主要工作是配合司法机关工作。
对于具体损失问题,烟台银行高管一直以案件尚在调查,未给予明确回复,仅表示该案对烟台银行正常运营不会产生太大影响。根据烟台银行最新财务数据,截至2011年底,全行资产总额349.93亿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32亿元,资本充足率17.46%,实现拨备前利润5.15亿元,实现账面利润2亿元。
虽然烟台银行董秘秦鲁斌强调资本充足率远高于监管部门要求,然而高达4.36亿元的票据款项一旦去向不明,几乎等于烟台银行近三年净利润总和。
也许,对于烟台银行而言,损失并不像高层对外表态这般轻松。“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刘维宁单独完成将客户的承兑汇票取走套现,几乎是不可能的。”业内人士表示,警方以及监管部门将案件定性非法使用金融票据,“只有知道详细案情以后,才能知道刘非法使用的具体方式以及涉案人员”。
对于警方与监管部门对4.36亿元款项是否套现以及烟台银行损失问题的异议,烟台一家国有银行高管表示,监管方以及烟台银行肯定希望将相关损失金额降到“账面最低”,因为该案可能会涉及银行体系内部监管追责问题。
无论结论如何,屡发票据案的烟台银行,监管失职难辞其咎。
屡发票据案 刘维宁携款潜逃案,不是烟台银行第一起涉及内部人员非法使用金融票据事件。
烟台银行内部人士透露,2004年至2006年间,烟台银行烟台山支行行长张群利,收回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资金不入账,私自账外放款,账外经营资金总额达5亿元。
不过,此说法并未得到烟台银行高管官方证实,此前,《中国经营报》报道,此事并未发生在烟台银行内部,却由烟台银行董事长出面解决。对于上述报道,时代周报记者曾多次联系烟台银行董秘秦鲁斌,均未得到正面回应。
刘维宁操作手法是否跟“传闻中”的张群利非法使用承兑汇票事件相同,目前尚不得而知。
根据公开资料,银行承兑汇票是指由在承兑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存款人签发,向开户银行申请并经银行审查同意承兑的,保证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远期汇票。
长期以来,业界普遍认为票据等业务是“低风险”业务,而没有成为风险管理的重点。“国有银行一般很少出现相关问题,但是城商行大规模扩张以后,非法使用票据案频发。”烟台一家国有银行高管表示。
刘维宁的行为可能有两种操作方式:一是挪用抵押在支行的承兑汇票;二是勾结外部企业,开出承兑汇票来套现资金。作案人套出资金后,一般是拿去放高利贷或者其他投资,等汇票到期之前,把钱收回来填补窟窿,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与保证金被挪用的道理相似。
“刘维宁采用哪种方式:或者两者都有,这个很难说,但是他往浙江跑,多少有点端倪。”烟台银行内部人士分析。
根据浙江金华办案人员透露,开车从烟台出逃的刘维宁,到嘉兴向朋友筹借了30万元现金,在上海、杭州、萧山、永康、绍兴等各地辗转,每处停留不超过3天。同时,刘维宁从不住宾馆、只在不需要登记的洗浴中心过夜。“上述情况显示,刘维宁出逃应该是经过准备,其选择浙江属地城市,应该也有一定目的性。”烟台公安局经侦大队警官分析。
2011年4月开始,刘维宁非法使用票据、挪用相关资金,是否流向其潜逃地点,在案情公布前,依然只是猜测。对于烟台银行而言,无论资金流向何处,其监管漏洞,都堪称城商行发展“阵痛”样本。
城商行“阵痛”标本 “平心而论,烟台银行在城商行中资质、业绩、发展前景,都算比较优质的。”山东银监局有关工作人员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烟台银行最大的发展优势在于烟台的人口资源和经济实力。
根据公开资料,烟台下属4区7县,面积13745.95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2643.60平方公里,截至2010年人口已经达到696万。2010年,烟台国内生产总值列全国前20、山东省内第二位。此前,山东发改委官员聊天曾提及,“烟台虽没有青岛、济南有名,但面积大、人口多、产业均衡,单体经济实力很强”。
烟台相关优势,显然对属地经济、政策支持依赖性很强的城商行发展提供了优越资源。记者采访调查显示,烟台诸多行政、国有企业单位工资发放、资金储备,都由烟台银行提供相关服务。同时,经济适用房等政府大型工程、惠民政策,烟台银行也参与其中的金融服务项目。
同时,相对于城商融资瓶颈,烟台银行也是较早地引进恒生银行等股东,资金储备上具备一定优势。截至2010年末,烟台银行机构网点总数为73家,总资产为291.2亿元,净利润为1.87亿元。然而,先天优势以及高速发展过程中,烟台银行也将城商行监管漏洞、整合阵痛等一系列问题,完全暴露出来。
烟台银行的前身为烟台市商业银行,成立于1997年11月,是在烟台市区12家城市信用社基础上,组建成立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注册资本金20亿元。
“12家城市信用社的班底,构成了烟台银行组织架构,尤其是支行领导架构。”烟台银行内部人士表示,支行行长权力过大、支行野蛮生长的隐患,在组建之时便一直存在。
2008年1月,烟台银行引进恒生银行、永隆银行作为战略股东,按照烟台银行的设想,主要与外资股东在风险管理、零售银行、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创新、员工培训等多个领域展开合作。2010年报显示,恒生银行持股20%,为单一大股东,永隆银行持股4.99%,位列第三大股东。然而,港资为大股东的烟台银行,中层以上领导架构依然是成立之初的架构。
值得关注的是,2005年以来,烟台银行都未有人担任行长一职,仅由董事长庄永辉提议李永平担任副行长,主持行长工作。同时,以加强风控管理为目的引进后成为大股东的恒生银行,在2010年仅有3名人员进入高管团队,并仅负责企业运营、风险监控等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引进外资加强风控、内部管理时间内,烟台银行连续爆出烟台山支行行长张群利票据事件、山东标金“爆仓”事件(实际控制人为烟台银行内部人)以及刘维宁携款潜逃案,三起引起广泛关注的违规事件。
“刘维宁案发,也许会进一步推动烟台银行内部体制改革,但是,城商行本身的性质,尤其是跟地方各方利益的复杂关系牵制,前景还很难说。”2月13日,烟台一家国有银行高管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