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背后坚强的家庭梯队

　　美术大师张仃之子向本刊讲述

　　“父亲背后坚强的家庭梯队”

　　本刊记者 刘畅

　　开始关注张仃，是因为在诗人北岛的小说《七十年代》中，看到张仃的儿子张郎郎。书中讲述了30位成长于上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末成为中国社会最具活力、最有能量、还存有争议、被人们广泛关注的知识分子。其中，有听敌台的阿城、“偷书”的朱正琳、画《西藏记忆》的陈丹青、创办《今天》的北岛、“太阳纵队”的张郎郎、农民高默波和阎连科……

　　看到数以万计的粉丝在微博中追捧张郎郎的才学和苦中作乐的精神，记者联想到了他的父亲。张仃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位标志性人物，这位原清华大学教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担纲过开国大典现场总设计，为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穿上”大典“礼服”；国徽、全国政协会徽以及新中国成立时的一系列邮票、宣传画也凝聚着他的智慧；他还参与设计改造怀仁堂、勤政殿。1951年，新中国第一次参加世博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就是张仃，此后，在布拉格、莫斯科、巴黎等城市分别举办的几届世博会的中国馆也出自他手。

　　不止于此，张仃还设计了动画片《哪吒闹海》，首都机场、长城饭店等处都悬挂有他的巨幅创作。其子张郎郎也继承了父母的“文化基因”，曾出版文集《从故乡到天涯》和《大雅宝旧事》，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兼职教员，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

　　父子两代人，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背后有着怎样的经历和传奇？今年新年期间，远在大洋彼岸的张郎郎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独家专访。

　　从囚徒到流亡者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张郎郎感慨自己离开祖国很多年了，但不曾想“乡音无改”却成了他这些年来赖以谋生的本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到了尚未回归的香港，在那里住了8年，除了日常工作外，我用乡音——地道的北京话教中文。也给当地杂志写京味儿的小说，一来是怀念，二来是过瘾。离北京越远，越体会到北京话的魅力。”

　　张郎郎于1943年生于延安，他在“马背摇篮”里长大，是名副其实根红苗正的“红二代”。他跟着一路打仗的部队进了北京，先后在“育才”、“一○一”、“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1962年，还是中学生的他，在母亲陈布文（曾为周恩来政务院办公室秘书，当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支持下创办“太阳纵队”地下诗社。诗社成员多半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对社会环境和政治斗争“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张郎郎说，这原本只是一个文艺沙龙，“秘密写诗，只想避开外部的干扰。我们没想用诗来反对任何人。我们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张郎郎完全没有料到，此时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早就把他描绘成了心怀不轨的“资产阶级文艺青年”。在当时诸多的文艺小组中，上面认定了两个“成形的组织”，一个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主持的“X社”，另一个就是“太阳纵队”。

　　1968年，张郎郎因成立“太阳纵队”等“罪行”，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就这样被判了死刑。1970年3月5日，在即将执行死刑时，他被周恩来一纸救出，改判有期徒刑15年。1977年底，张郎郎假释出狱，后漂泊海外。他曾在文章《迷人的流亡》中回忆，“小时候，觉得流亡是一个很浪漫的词，似乎和文学有很密切的联系。比如：普希金写的《致恰达耶夫》、《高加索俘虏》这类的好诗都和流亡有关系。那个时代在俄国，要当作家或诗人似乎都必须被流放，要去孤寂一番。这简直是必要的资格经历。等我真开始流亡生涯以后，就常常想起雷马克在《流亡曲》那本书里所写的那个老朋友：他的外号叫‘候鸟’，每次在某种严冬来临之前就当机立断飘然而去，扔下了一个个多年来曾赖以存身的窝。决不留恋，决不回首。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就和那只候鸟一样，不断出现提前逃离任何现场的强烈冲动。”

　　1988年，张郎郎到了美国。他告诉记者，在大洋彼岸还是靠中国文化底子养活自己。在退休之前的最后8年，他在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教授中文和中国文化，培养将要到中国工作的外交官。“去年，我的最后一位学生，就是现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副大使王晓岷先生。同事们开玩笑说：‘你应该晚几天退休，就可以教完骆家辉先生，你们俩就可以一起去北京。现在是中国文化，全球各地生根开花！’”张郎郎则笑答：“‘一招鲜，吃遍天！’这句老话，现在应该改成‘学好北京话，走遍世界都不怕！’”

　　他感叹，他这个在抗战烽火中出生在陕北延安窑洞里的孩子，如今到这么远的地方落脚，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但也许我的母亲想到了。还是初中学生的时候，我告诉母亲想走文学之路，妈妈说‘那你先得学会一个谋生的本事。因为文学是养活不了自己的。比如你学会剃头，至少可以吃万家饭。这样就可以行万里路了。’我记住了妈妈这句话，所以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有什么计划，首先想到要会养活自己。我们在国外，的确存活艰难。”

　　张郎郎说他多少年来也在纠结，是靠画画还是靠中文。“我父亲张仃是个画家，我母亲陈布文是个文学家。也许遗传的基因让我拿不定主意，于是，我主要靠中文谋生，不时也得画画。”张郎郎自嘲，“也许是因为脚踏两只船，也许是一代不如一代，至今我写文章写不过妈妈，画画画不过爸爸。但这都不会让我放弃，我得创作，我得不断努力。他们俩永远是我前面的启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