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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南方谈话:当年流传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2012年02月20日09:01
来源:南方日报
邓小平在珠海视察江海电子厂时说:“不要争论是姓‘社’还是姓‘资’,只要有利于提高综合实力,要放手去做。”资料图片
    邓小平在珠海视察江海电子厂时说:“不要争论是姓‘社’还是姓‘资’,只要有利于提高综合实力,要放手去做。”资料图片

 


  早在小平南方谈话一年以前,中国曾有一场关于皇甫平文章的论争。署名“皇甫平”的这4篇文章,是《解放日报》组织发表的,传达的是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的指示精神,也就是1991年他在上海过春节的时候谈过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那一年春节,小平同志在上海并不是像以往一样到西郊宾馆和家人一起共度春节,而是到处视察、听取汇报、发表看法。他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方面,提出了“不要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没想到这4篇文章遭到了一年左右的批判,有人甚至上书中央,认为改革开放很危险,不要再提改革开放。邓小平一直冷静观察,所以后来北京流传一句话说:“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小平就这样冷静看了一年,直到发表南方谈话一锤定音。

  近日,记者专访了皇甫平之一的周瑞金。他认为,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就是要让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价值观。他对广东解放思想,创新社会管理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建议广东继续先行先试,铺设民众心中的“绿道”。

  与20年前、3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纯意识形态的“画地为牢”,而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

  看准问题症结就改,主动改胜过被动改,早改胜过晚改。如果我们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还掌握较多资源的时候,不能毅然创新社会管理、适时适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犯历史的错误

  剥夺富人是一种极端的想法,这不仅不会达到共同富裕,还会摧毁民营经济。我认为只要是合法的财富,就应该保护,而且通过这种保护,激发更多人凭借个人的汗水和智慧,致富创富

  从小岗村到乌坎村,一以贯之的,是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权。在群众有危有难、有险有乱的时候,书记要走在警察前边,倾听和解决民众诉求;而不是书记躲在后边,把警察推在前边,激化了官民矛盾。

  今天,广东从放开非政治、非宗教类NGO注册,培育社会组织,到乌坎事件的善后,在南中国形成了政府社会携手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局面,为我们党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釜底抽薪缔造社会内在和谐与稳定,也正在闯出一条新路

  周瑞金,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后主持《解放日报》工作,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

  ●南方日报记者

  段功伟 周虎城 海口报道

  改革时机

  改革又到需击猛掌的历史时刻

  南方谈话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摩擦也在积累和叠加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及地位?

  周瑞金:过来人都还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那几年,是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对改革是“市场取向”还是“计划取向”发生了激烈争论,“计划取向”重新占了上风。比如,当时有一篇调门很左的文章,就提出:“改革问题的核心、焦点、要害是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进行改革的问题”,有一种改革观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有的同志也在抹煞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就在于这位68年党龄的老人,以惊人的胆识,在政治上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经济上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思想方法上提出判断改革合法性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小平同志南下,走一路讲一路,从武汉一直讲到你们广东,这是一趟重启改革、回暖人心的阳光之旅,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

  20年前重拾改革势头,是党心民心军心所向。我想强调伟人对历史走向的推手作用。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一书中提出:“英雄就是具有事变创造性并且能够重新决定历史进程的某些人。”胡克认为英雄的历史作用在历史的交叉点上会最大程度地表现出来,因为此时历史发展的前景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古人云: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

  南方谈话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成为重要的压舱石,但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摩擦也在积累和叠加。改革又到了需要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从基层社会和网络舆论看,改革有庞大的民意地盘,需要奋发有为,需要凝聚党心民心,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像广东这样重视和推进社会建设,政府和民间力量携手协力解决转型期社会的复杂问题,像当年小平同志所鼓励的:“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解放思想

  当前解放思想考验政治伦理

  当前,领导干部是否担得起改革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

  南方日报:您认为当前是否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如果需要,我们究竟要解放什么思想?

  周瑞金:我始终认为改革开放是靠解放思想推动的。中国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小平谈话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核心是怎样看社会主义。

  但是,我们在改革之后没有驾驭好公权力,资本靠市场机制做大,特殊利益集团形成了。因此,与20年前、3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纯意识形态的“画地为牢”,而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有人拿出一些“左”的大帽子吓唬人,阻碍改革,恰恰是为了维护某些部门和一己的垄断权力、垄断资源,与民争利。

  敢于和这个利益集团切割关系,是今天思想解放的重要方面。当前,领导干部是否担得起改革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能否通过改革,毅然与不合理的利益关系切割,通过利益关系的重组,让利于民,放权于民,聚拢民心。可见,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比当年更加考验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和政治伦理。

  深化改革

  不能以打工者心态对待改革

  面对社会矛盾,党和政府所承受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民众的期待和现实的差距在拉大。但有些地方改革仍在空转,一些领导干部不同程度上缺少创业者的担当,用打工者的心态,维持现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南方日报:近年来,社会上对于改革的议论比较多,小平当年一是提出“不争论”,二是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20多年过去了,不同的历史阶段需要不同的认知。您认为当前的改革是否需要“不争论”?今天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改革开放不动摇?

  周瑞金:现在党内外经常听到一种呼声,对深化改革要有危机感,有担当。有人以《西游记》为喻,描述打工者与创业者的区别。问:为什么孙悟空能大闹天宫,却打不过西天取经路上的小妖怪?答:大闹天宫碰到的都是给玉皇大帝打工的,所以大家都是意思意思不是真的卖命;在西天路上碰到的妖怪都是自己出来创业的,所以会拼命。这个段子,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改革的困境。

  胡锦涛总书记警告说:“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坦率地说,面对社会矛盾,党和政府所承受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民众的期待和现实的差距在拉大。但有些地方改革仍在空转,一些领导干部不同程度上缺少创业者的担当,用打工者的心态,维持现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非常可惜的。

  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时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目前有相当一部分被国企控制的公共资源,改革资产收益分配方式,让全体国民受益;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因素的形成和壮大,等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十分成功,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下一步是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在交叉路口,我们不能徘徊不前,必须做出选择,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去年和今年,一大批相对年轻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我想对他们说句话:看准问题症结就改,主动改胜过被动改,早改胜过晚改。如果我们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还掌握较多资源的时候,不能毅然创新社会管理、适时适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犯历史的错误。

  社会公平

  共同富裕不是要剥夺富人合法财富

  讲共同富裕不是说财富的平均,关键在机会的平等。最主要是解决老百姓的上升通道的问题。避免一端是农二代、贫二代的无奈传承,另一端是官二代、富二代的高调世袭

  南方日报:在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当下,您如何看待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思想?

  周瑞金:但得苍生俱饱暖,自古就是政治家的追求。共产党人闹革命也是为了共同富裕,特别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都能过上好日子。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强调“发展是硬道理”;1993年他在与弟弟邓恳的谈话中,就前瞻性地思考发展起来以后怎么办。他提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如今,19年过去,财富集中度进一步提高,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共同富裕是我们党凝聚民心的政治宗旨,这个问题如果长期解决不好,关乎执政党的公信力乃至政治合法性。但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重复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做法,设法把私有财产收归国有,重组经济格局。还是要靠继续推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减少政府计划配置比重,杜绝官商勾兑和权力“寻租”。

  讲共同富裕不是说财富的平均,关键在机会的平等。最主要是解决老百姓的上升通道的问题。如何保障底层民众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如何融化社会阶层的固化,避免一端是农二代、贫二代的无奈传承,另一端是官二代、富二代的高调世袭。社会阶层的固化表现在什么方面?上世纪80、90年代,到新世纪之初,很多官员主动下海创业。而现在几千个大学毕业生去考一个公务员位置,普遍丧失了创业精神。这需要贫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需要扩大市场准入、减少权力寻租和国有资本的垄断,需要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录用的公正、开放,需要干部选拔制度的规则化、透明化。

  共同富裕,也不是要剥夺富人的合法财富,而是要通过民生财政等调控措施,将更多的公共资源向民生倾斜,帮助后富阶层。剥夺富人是一种极端的想法,这不仅不会达到共同富裕,还会摧毁民营经济。我认为只要是合法的财富,就应该保护,而且通过这种保护,激发更多人凭借个人的汗水和智慧,致富创富。

  所以共同富裕的问题不仅是财产分配的问题,而是需要整个体制改革,使社会体现公平。

  先行先试

  建设小政府大社会

  广东可闯出新路

  广东是改革先发区域,也是问题先发区域。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坏事,如何处置这些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才正好体现出广东的先发作用

  南方日报:您认为中国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和转型陷阱问题?如果存在,您认为应当如何跨越?广东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周瑞金:我认为不存在你们提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转型陷阱等等问题。我在中国社科院的一位朋友到拉美很多国家做过调研,对这些国家的陷阱是怎样形成的有一些看法,我非常赞同。这些陷阱并不是经济发展导致的,而是由这些国家的政治左右摇摆、不稳定引起的。

  广东是改革先发区域,也是问题先发区域。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坏事,如何处置这些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才正好体现出广东的先发作用。目前体制弊端主要表现在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广东可以在深化改革中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在约束政府、壮大社会、回归市场方面,闯出新路。

  冲破制度瓶颈和改革困局,出路在于信任人民、依靠群众。如何看待民间“自组织”力量?他们是基层民众利益表达的代言人,能不能让他们同时成为政府的传话人,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发生利益摩擦时的缓冲地带?无论从当前的维稳,还是未来的小政府、大社会建设,民间自组织力量,都是政府重要的合作帮手。政府要包容他们、团结他们,与他们合作,同时也要勇于用法律来约束和规范他们,比如用村委会组织法来规范。

  我注意到不少网友说,广东做了一件与当年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一样“深得人心的决定”,这就是去年7月广东省委《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这个文件提出了“下放社会建设权力”、“万能政府”转型“有限政府”等新的社会管理理念,其历史意义堪比万里同志1977年主持制定的安徽农村改革“省委六条”。从小岗村到乌坎村,一以贯之的,是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权。在群众有危有难、有险有乱的时候,书记要走在警察前边,倾听和解决民众诉求;而不是书记躲在后边,把警察推在前边,激化了官民矛盾。

  最近,广东在处置乌坎事件中露出曙光,取得重要突破。共产党领导的基层民主自治,是社会长治久安之道,是我们党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一块试金石。希望沿着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前进,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四个机制,填平民众心中的“沟壑”,铺设民众心中的“绿道”。

  凝聚共识

  鼓励地方实践

  凝聚改革共识

  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顶层的包容,鼓励地方大胆实践。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广东又一次走到了全国前面

  南方日报:当前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应该凝聚怎样的改革共识?

  周瑞金: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共识?我在这里不想展开讨论改革的具体指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战略追求,这一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已经融入我们党的血液中。我想着重谈谈如何打造改革共识。

  改革共识的形成,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并重。与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初相比,今天各级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准更高,对主流民意并不隔膜。改革推进乏力,根源不在认识的局限,而在于深陷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之中,不敢放手兴革。

  凝聚改革共识,另一个关节点,是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据于光远同志回忆,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加强民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脑筋),他说:“一个生产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顶层的包容,鼓励地方大胆实践。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广东又一次走到了全国前面。

  如果说“大跃进”和随后的饥荒中,广东省委有关同志支持农民养猪,保住了粤北一大片,减少了生命损失。今天,广东从放开非政治、非宗教类NGO注册,培育社会组织,到乌坎事件的善后,在南中国形成了政府社会携手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局面,为我们党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釜底抽薪缔造社会内在和谐与稳定,也正在闯出一条新路。

  当前,我们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价值观。从这个原点出发,我们可以达成五点共识: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二、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三、尊重群众自主权和首创精神,是最有活力的社会治理选择;四、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五、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责任编辑:UN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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