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不仅有直接品牌效益还能获优惠政策回报 下血本烧钱大企业赚足名和利
足球被不少人称为“烧钱”的行业，投资方倘若无雄厚实力或者舍不得投入巨资，根本“玩不转”，但在中国足球整体水平并不高的环境下，为何还有众多企业对投资足球俱乐部趋之若鹜呢？
记者通过采访发现，企业斥重金投资足球俱乐部并获得比赛胜利，不仅能为企业带来直接的品牌效益，而且还能迎合某些政府领导将足球作为“城市名片”的愿望，从而获得经济上的优惠政策以及个人政治资本。
专家称，国有资产的弱点在足坛上也暴露无遗。从深层次看，国有资产的产权残缺特性，造成了投资者投资行为的短期性，导致足球腐败的出现。
原因分析
保级升级夺冠实现更大品牌效益
足球业内人士的共识是：赢得比赛、升级夺冠，可以让俱乐部实现品牌效益。
足球是世界第一大球，一向是体坛新闻的“重头戏”，社会关注度高。而每场90分钟的赛事，相当于给参赛俱乐部在黄金时段打了一次90分钟时长的免费电视广告。
同时，以企业名称冠名的“XX俱乐部”还会在全国媒体的体育板块频繁出现，比赛期长达8个月，歇赛期还有转会等“花边新闻”。
如果真将这种传播折算成广告，一个赛季的营销费用是天文数字——仅从电视角度而言，央视以及各地卫视的广告费用都以秒计，每秒费用在几万到十几万元之间。
●实例
鲁能俱乐部总经理康梦君曾表示，鲁能集团的关联企业山东电力公司在参与美国电厂建设的竞争中，靠“山东鲁能足球”赚到不少印象分。
亚泰集团总裁宋尚龙出访巴塞罗那时，说起“亚泰集团”时，巴塞罗那市长反应冷淡，但宋尚龙谈到“长春亚泰队即将夺得中国联赛冠军”时，市长突然有了兴致。
而球队降级，也会使品牌效益降级。一位老总曾对媒体说，球队从甲A降到甲B，就像上市股票变成了ST，广告效益大打折扣。但甲B球队的支出不比原来少，为了再冲甲A还得再招大牌球员和教练，支出反而可能增加。
吉林敖东药业自上市的第二年起就开始赞助延边足球俱乐部，四年来出资额不下5000万。但2000年球队滑到甲B，敖东药业便收手离开。
帮地方打造城市名片企业获优惠政策回报
长期关注职业足球发展的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顾晨光表示，企业为赢球不惜行贿，也是为了迎合政府领导口味，获得经济上的优惠政策，对于国企领导来说，还可以获得政治上晋升的资本。
顾晨光称，很多政府领导因为关心足球，被媒体称为“足球市长”、“足球书记”。除去对足球本身的热爱之外，他们也有政治上的考虑：一是足球可以成为“城市名片”，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对招商引资有益；同时，球市火爆了，更多市民都去关注足球，也有利于减少治安压力。
顾晨光告诉记者，一些政府领导想把足球俱乐部搞起来，钱自然需要有人来出。而反过来，作为回报，当地政府往往在土地开发、银行贷款、税收减免等很多方面给出优惠政策，这正是一些企业为之动心的原因。如今房地产企业出资足球俱乐部的越来越多，正源于此。
“实现良好形象的前提，就是不断赢球，获得好名次。”顾晨光说，当俱乐部发现重金购买众多球星也不及一个裁判的力量时，就不得不重视“潜规则”，开始向裁判和能够控制裁判的力量行贿。
●实例
在足球圈浸淫了十多年的绿城集团老板宋卫平，对足球的巨额投资一度相当于集团当年总盈利的2/3。
绿城集团对足球的“狂热”为房地产事业带来巨大的回报：浙江省政府把体育场旁边的50多亩地划给绿城集团作为“褒奖”。
浙江原体育局局长陈培德称，宋卫平曾在余杭区拿到过一块地，征地费用很高，后来陈亲自为他协调，最终得到优惠。在税收方面，绿城亦得到了地方政府的优惠。
球队实例
上海申花
为实现陈良宇的“争一流”行贿550万
没有申花俱乐部之前，郁知非只是上海某街道设立的三灵电机厂的党支部书记。
1987年，时任黄浦区区长的陈良宇去三灵电机厂考察，与郁知非相识。在陈良宇的提议下，1992年，郁知非将上海足球队的冠名权从广东顺德一家热水器厂的手里买了回来。
1993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升任市委副书记的陈良宇将上海足球改革的任务交给郁知非。同年底，申花俱乐部成立，郁知非任董事长，徐根宝任总教练。就在这一年，三灵电机厂“升级”为上海申花集团，之后迅速发展为集房地产、科教、体育经营等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郁知非自然也跟着“升级”。
徐根宝在其回忆录中称，陈良宇经常插手球队事务，多次表示：“上海的足球运动水平，要与上海这个世界大都市相媲美，必须是第一流。什么是一流呢？那就是第一名。”
这给了俱乐部很大的压力。2001年郁知非离开申花俱乐部，王成明接任董事长，楼世芳任总经理，他们依然承受着已经升任上海市代市长陈良宇的成绩压力。花550万元血本行贿获得比赛胜利，从而获得联赛冠军的上海申花与上海国际的“德比战”，就发生在这期间。
对于上海申花来说，竞争提升到了在市领导面前争功的高度。一位上海足坛名宿回忆：“甲A时期，上海申花一直是市政府领导的重点保护对象，申花集团也正是在领导的照顾下发展壮大。丢了冠军也就等同于丢了阵地和领导的支持。”
广州医药
把冲超当使命 行贿4次共295万
2005年底，中共广州市委把创建广州足球品牌项目列入了“十一五”规划，提出：“广州不仅要有足球，而且要有高水平的职业足球。”“冲超”，从此成为广药俱乐部的政治使命。
原俱乐部总经理宁智雄称，集团投资足球，主要是为了完成市政府交给的任务，“让广州和原来的足球底蕴相符”。
广药集团市场部一位员工也确认了这点，广药从没在足球经营上动过脑筋，“广药”这个名字就是实例。实际上，它没有独特的指向性，对我们集团来说起不到广告效果，等于为广东所有的药厂做了免费广告。如果集团是为了品牌效果，怎么会取这样一个名字？
因足球腐败案被抓、原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负责人杨旭表示，当时广州市从上到下都很关注“冲超”，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做了明知道不对的事情。
根据检方指控，广药集团的所有行贿事件都发生在“十一五规划”制定之后的2006年。广药俱乐部为保证“冲超”，共行贿4次，行贿金额295万元。
●专家说法
治理足球腐败重在国企俱乐部
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顾晨光表示，国有企业大规模进入足球产业，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
职业足球发展初期，除比赛、训练、引援、工资等日常开支外，还要进行场地设施、二三线梯队等基础性建设，需要大量资金。
俱乐部的高成本造成了绝大多数俱乐部负债经营，进入的门槛很高。当时的民营企业经济实力远没今天这样强大，不敢贸然进入，进入这个领域的大部分只可能是国有企业。
国有资产弱点同样体现在职业俱乐部上。
国有资产使一部分人拿国家的财产去满足个人利益，运动员的薪水及转会费掏的都是国家的钱，大把地花也毫不心疼。
一部分资金被用来进行贿赂、收买裁判、队员等灰色交易，这种方法可以使球员、教练员不必从事艰苦、长期训练，俱乐部官员们不必通过长期经营就能使俱乐部获得“成功”。
从深层次上看，国有资产的产权残缺（指物品、资产或资源，控制权与收益权相分离的现象）导致了投资者投资行为的短期性，导致足球腐败的出现。
顾晨光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企俱乐部的足球腐败远比民企俱乐部严重。
人大代表呼吁：国企退出职业足球投资
全国人大代表常金月的观点更为激进。他曾在多年前的人代会上提交议案，呼吁职业足球排除国有企业的介入。
常金月说，（国企俱乐部）巨额投资职业足球，这在国外一般不被允许，而中国却有上百亿国有资本投入。事实证明，这些投资是无效的，而且导致假球、黑哨等丑恶现象发生，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常金月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体育产业的市场规律，违背体育赛事的公平精神。建议国家主管部门研究制定相关政策，除国家队外，禁止国有资产投入中国职业足球，已经投入的应分阶段逐步退出。
本版文/记者付中闫新红实习生王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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