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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皮雷锋
争做学校积极分子
“其实，雷锋也是一个有名的‘小捣蛋’。”话题一转，谢迪安和记者说起他和雷锋小时候的趣事，童真的笑意浮现在老人脸上。
“我可是雷锋的跟屁虫。”谢迪安回忆说，他们曾一起上山砍柴、捕兔挖笋，下塘玩水、捉鱼捞虾摸螺蛳，上树摘桃砸李、掏鸟窝，到路边菜地里摘地主家的黄瓜，“妈妈骂过我很多次，但我们还是会偷偷去玩。”
有一次，两人在山里挖野笋，碰上唐七恶少也进山里打猎。“唐七恶少说那山是他家的，不许我们挖”，雷锋见是害死母亲的仇人，就和唐七恶少论起理来。“眼看着唐七恶少要打人，谁知道雷锋就冲上去和他对打起来。”原来，雷锋还学过武术，唐七恶少根本不是对手，“唐七恶少愣是被雷锋打的逃下山了。”
雷锋上学从不迟到，放学还要摸黑回家自己做饭吃。当时班里的同学编过一个顺口溜，至今谢迪安还记得：“小小雷正兴，家里贫又穷，赶路几十里，早到第一名，学习他很好，活动他最行。大家学习他，争做好学生。”
谢迪安说，雷锋刻苦勤奋，每逢学校评定学杂费减免学生名单，同学们一致同意雷锋学杂费全免。“雷锋是各种活动的积极分子，做过旗手、鼓手、中队委员、少先队代表，不管做什么他都干得很出色，正因为雷锋的勤奋刻苦，他也是学校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的。”
“当时我们都拿雷锋当学习的榜样。每当自己学习遇到困难时，都会找雷锋。我有不会做的题目，雷锋都耐心地给我讲。临近考试的时候，雷锋还会开小灶，帮助我把考试的学科从头复习一遍。”直到今天，谢迪安依然清晰地记得雷锋对他的帮助，“他永远是我心里的一盏灯。”
告别雷锋
最后一面永远定格
“我见雷锋最后一面，是在1957年春末夏初的一天。”谢迪安告诉记者，十四五岁的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下午的课余时间。“那天，四点半下课铃声一响，我就扑向球场。每次我们打球，都有不少的围观者，经常有掌声、喝彩声。”随着老人声情并茂的讲述，记者仿佛也回到了那个年代。
“我听见一个很熟悉的声音，于是围观者都成了有组织的拉拉队。”正在场上比赛的谢迪安扭头一看，正是好伙伴雷锋带着大家给他加油。
原来，1956年7月高小毕业后，谢迪安上了望城一中，雷锋则留在乡政府当了通讯员。“当通讯员以后，雷锋总穿着一套鲜亮的青年装，我特别的羡慕他。”分别不到一年，雷锋依旧是年轻英俊的娃娃脸，斜挎着一支当时被称做“二八盒子”的手枪，“别提那样子有多神气了”伴随着雷锋嘹亮有力的呐喊声：“加油！加油！”赛场气氛被推向了高潮。
比赛后，他们一起吃过晚饭，谢迪安将雷锋送到校门口，“雷锋对我说，要靠自己走完选择的路。”谢迪安说，这些话对自己今后的人生都很宝贵，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雷锋当年说的那些话。“他是我心里的导航标。”雷锋渐渐远去的脚步，真诚的叮嘱，成为谢迪安记忆中凝固的画面，“没想到，那竟也是我和他的永诀”。
点滴记忆
告诉大家真实雷锋
1962年，谢迪安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开学后不久，他到学校阅览室看报纸，刚拿了报纸就看到了雷锋牺牲的消息。“当时，我的脑壳就像是挨了一闷棍，眼前一阵阵发黑。”50年后的今天，老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声音中依旧带着哽咽，“我忘了自己是怎么走出阅览室的，不知不觉中，一个人来到教学楼后的小湖边，一屁股坐在地上发呆……”
从大学毕业后，谢迪安先后在上海和湖南从事对外贸易工作，担任过湖南对外贸易企业方面的领导，并成为教授级国际商务师。现在，退下来的他担任天雄控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虽然年岁已高，但小时候和雷锋在一起的生动场面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眼前。他说，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把最熟悉的雷锋告诉大家。“如果我不说，可能没人能够全面、透彻地知道雷锋童年时的样子了。”
80后记者读雷锋
陈 坦
对谢迪安老人的采访持续了一下午。老人从家里拿来珍藏多年的照片，摆满了办公桌的桌面。尽管老相片上的人物已经看不清楚，但关于雷锋的一切，老人都清清楚楚地印在脑中、刻在心里。
砍柴、挖笋、捞鱼摸虾，雷锋有过和任何一个农村少年一样的童年。在谢迪安老人的讲述中，雷锋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偶像，而是一个亲切、顽皮，严于自律又能包容他人的伙伴。
而我心目中的雷锋第一次变得亲切、温暖。走出谢迪安老人的办公室，料峭的春寒迎面向记者扑来。
也许，通过对后续人物的采访，雷锋，我会更加走近你、读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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