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来源：贵阳晚报
毕节市一女士办了一间“客栈”，收留背背篼的农民工，床铺每晚2元到5元，提供被子、免费洗脸毛巾（大家轮换用），还有热水洗脚。住“客栈”的农民工说，饭菜很简单，但能吃饱。（2月27日《贵阳晚报》A叠9版）
春寒料峭，与露宿街头的同行相比，住“客栈”的农民工总算有一床棉被，一顿热饭。几个同伴共处一室，聊聊天，也能排遣一下孤单寂寞。于他们而言，有这样一个去处，聊胜于无；于“客栈老板”而言，利润虽微薄，到底是一桩生意。
就这样，城市居民和进城农民工，找到了“背篼客栈”这种“互助”模式，互补有无。自然，从合法性来讲，这位女士的“客栈”是没有手续的，若有人来追究其合法与否，那“背篼客栈”的命运必然就是关停，谁能开一家“2元客栈”，同时又足额交税交费呢？
从“背篼一族”的角度，选择“背篼客栈”，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得选”。各个城市的救助站，虽然条件更好，设施更齐全，但其救助对象并不包括这些有劳动能力、但技能低收入低的“背篼”民工。因为严格来讲，他们并不属于“生活无着”人员。退一万步讲，即使“背篼”民工已经事实上生活无着，吃不起一顿饭，他们普遍存在的“惧官心理”，再加上对国家政策的不了解，又会阻止他们自己向救助站求助。
“背篼客栈”的出现，是弱者的互助，不仅不值得欢呼，还令人感到心酸。从政策层面来讲，进一步扩大救助范围，是首先要考虑的选项。
例如，2011年底贵州省民政厅出台规定，将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纳入临时救助范围，但设立的“门槛”是“有相对固定住所半年以上”固然，救助范围与政府财力有关，不可能超越发展水平而无限扩大，但只有“门槛”不断降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才有更大可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技能的培训，最终，因掌握技能而自力更生，改变自己的命运。
反观同样收入微薄、但尚有多余民房的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有“房”可依，相对稳靠，但同样对大病大灾缺乏承受能力。对于零星出现的“背篼客栈”，社会管理部门不妨多一些包容，多一些默许。毕竟，在社会保障面还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它们的存在，让农民工的寒夜中多了一丝暖意，一丝人情味。
安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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