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稳定器”的中国角色

　　专访中国银行副行长岳毅

　   在国际经济和金融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局势下，中国银行此次入选“全球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将在相当程度上为整个中国银行业在未来国际金融新秩序构建中增加更多的话语权，具有很强的国家战略意义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磊王健君

　　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体系，罕见地承认了一家非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对全球金融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个月前，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中唯一入选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被G20下属的金融稳定理事会（简称FSB）和巴塞尔委员会确定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英文简称G-SIFIs）”。

　　全球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是指在金融市场中承担了关键功能、具有全球性特征的金融机构。“这首先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认可。”中国银行副行长岳毅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

　　一个月前的2月3日，作为中国第一家迎来百年华诞的金融机构，中国银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庆典活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为大会发来的贺信中指出，中国银行长期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对外筹资的主渠道，服务大众，诚信至上，为支持经济建设和促进对外经贸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中国银行等民族企业在百年沧桑中拼搏成长壮大，揭示了开放兴业、变革求存、振兴图强等深刻道理。“百年老店来之不易，铸就百年品牌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有说服力的名片。”

　　敏感人士特别注意到，当天下午，中行主办了“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论坛，来自24家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十余家国际组织、境外央行和监管机构的代表出席。

　　“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十分复杂严峻，首要任务是确保经济复苏和金融稳定。”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会见出席这一论坛的代表时说，国际社会都在深刻反思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举办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论坛很有意义，希望大家充分交流，深入研讨，为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全球金融业健康发展提出真知灼见。

　　“为维护国际金融安全，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在全球范围选定29家银行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世界将其称之为全球银行业的‘稳定器’。”岳毅向本刊介绍说。

　　2月17日，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部大厦。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将现代元素与中国元素精巧地凝合在这一建筑设计之中。此刻，阳光穿过天窗，洒在大堂内苍翠欲滴的参天修竹上。在十层的一间会议室，岳毅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介绍说，截至2011年末，中行已在32个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设立了586家分支机构，与18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家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建立了代理合作关系，建立起覆盖全球的人民币清算网络。“中行海外机构的资产和利润在集团中的占比均超过22%，远高于国内同业。”

　　目前，中行资产总额超过11.5万亿元，总市值排名全球上市银行第7位，资本实力排名全球银行第9位。2011年，中国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量突破1.7万亿元，是2010年的3.4倍，继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全行办理的国际结算业务量达2.43万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23.35%，继续稳居全球同业首位，并成为我国“走出去”企业金融服务的首选银行。

　　不过，一旦成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就将面临更为苛刻的全球监管约束。因此，国内外不少大型银行对入选一事态度保守。岳毅透露，中行也是在去年G20戛纳峰会期间金融稳定理事会最后宣布名单那一刻才获知确切入选消息的，这一过程是客观公正的。“的确是不小的挑战，但对历经百年发展、已具备加快建设国际一流大型跨国经营银行集团条件的中行而言，这更是一个契机。”

　　事实上，在国际经济和金融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局势下，中行此次入选将在相当程度上为整个中国银行业在未来国际金融新秩序构建中增加更多的话语权，具有很强的国家战略意义。岳毅，这位负责中国银行海外业务的副行长，为《瞭望》新闻周刊详解了这个“重大战略机遇”的内涵以及中行用好这一机遇的方略。

　　“G-SIFIs”为了什么

　　《瞭望》：2月3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会见了“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论坛的境外代表。“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的概念是什么？入选标准有哪些？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的这个构想是在什么背景下形成？要达到哪些目的、期望发挥哪些作用？

　　岳毅：全球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英文简称“G-SIFIs”，指在金融市场中承担了关键功能、具有全球性特征的金融机构。一般来讲，这些机构的金融业务规模比较大，产品服务复杂程度比较高。一旦发生重大风险，可能会对整个金融行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比如，类似美国花旗银行或美林证券这样的大型金融机构，一旦出现大的问题，不仅会带来美国的金融危机，继而可能引发美国的经济危机，而且还会影响到全世界，带来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为维护国际金融安全，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积极推进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监管的政策研究，并在全球范围初步选定12个国家的29家银行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实施重点监管。

　　这次29家银行，包括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其中，美国8家、英国4家、法国4家、日本3家、德国2家、瑞士2家，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瑞典、比利时、中国各1家。中国银行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中唯一入选的银行。

　　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监管的提出，是当前背景下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从注重微观审慎监管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有效防范全球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举措和必然选择，有助于促进大银行的健康发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存款人利益。可以说，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是全球银行业的“稳定器”。

　　“G-SIFIs”评估标准包括全球活跃程度、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复杂性等五个方面，每项权重均为20%，同时辅以适当的监管调整。这个标准的主要依据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金融系统造成重大冲击，同时也给实体经济造成重大影响，迫使一些国家政府对一些金融机构不得不进行救助。比如，花旗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汇丰银行，为救助它们，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不得不拿出巨额资金，政府的这种直接救助资金甚至达到了银行资本金的25%。

　　为什么是中行

　　《瞭望》：你认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为何会将中国银行列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纳入“G-SIFIs”名单？在确定名单的过程中，FSB有没有与中行作过相关沟通？

　　岳毅：中国银行入选“G-SIFIs”，首先体现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认可。中国现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对外贸易、人民币业务、外汇储备的规模都相当可观。中国经济在全球影响力的日益增强，是中行能够入选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2004年以来，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并上市等，提高了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率，大大增强了中国银行业的资金实力和风险防范能力，竞争力明显增强，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大幅提升。目前，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按市值都进入了全球十大银行之列。

　　再就是中国银行自身的经营情况得到了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认可。自1912年成立之时起，中国银行一直重视国际业务发展。1929年就在伦敦建立了第一个海外机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中行在马来西亚、印尼、缅甸、新加坡等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帮助募集抗战捐款。新中国成立后，中行一直担当国家的外汇、外贸专业银行的角色，中行的国际业务从未中断，积极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

　　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扩大，中行相继在东南亚、欧美、南美乃至非洲地区建立了机构，在全世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和经济活跃国家，尤其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比较集中的国家，都设有机构。

　　截至2011年末，中行海外机构总资产比股份制改革前增长181%。目前，中国银行海外资产占全行整个资产的22%，海外的利润也占到全行利润额的20%以上，实现了“双二十”。同时，中行还坚持依托商业银行业务，大力推进投资银行、直接投资、保险、基金、租赁等多元化业务发展。股改以来，中行非商业银行业务资产年均增长超过20%，非商业银行业务税前利润年均增长17%。

　　基于上述几个原因，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看重中行，并把中行评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

　　这次的名单确定工作主要由G20领导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负责推进。巴塞尔委员会具体负责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识别、评估和资本计量等政策的研究，中行只是根据要求，提供数据，并没有参加具体的评判，大部分数据则是它们通过中国监管机构获得的，还有一些数据是通过同业获取的，所以，不存在事先与中行沟通的情况。

　　《瞭望》：就中行而言，入选“G-SIFIs”会产生什么样的积极意义？

　　岳毅：入选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肯定具有积极意义。

　　其一，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无疑能够得到全球市场更多的关注和认可，进而提高中行的市场认知度。尽管目前我国政府还没有推出对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的特殊扶持政策，但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中，还是普遍认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会得到当地政府和监管机构特殊政策的支持。

　　其二，作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会更加自律。中行被评上以后也有这种压力。因为，中行不仅是亚太地区除发达国家日本以外唯一的入选者，而且是新兴经济体中的唯一一家，中行对此高度关注。

　　其三，对我们的监管肯定会更加严格。这种监管不仅是国际上，我国监管机构也会更加严格，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也会更高，对流动性的要求会更加严格。中行历来秉持稳健经营，这一点对于我们大有裨益。

　　其四，可能会降低融资成本。由于监管要求和透明度高了，也由于入选后会受到政府和监管机构的重视，会大大提高中行的公众可信度，对投资者会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会有利于中行对资本的吸纳，有利于降低未来发债的成本。

　　其五，有利于强化中行的清算行地位。入选“G-SIFIs”后，会强化核心金融的基础设施，要求通过中央交易对手的清算，来加强中行的核心技术设施，这样会使中行的清算规模扩大。规模越大，成本越低，客户也就越多。因此，中行代理行清算地位会高很多。这一点的积极意义尤其重要。

　　机遇和挑战

　　《瞭望》：入选“G-SIFIs”名单会给中行海外业务发展创造哪些有利条件？带来哪些机遇？

　　岳毅：总体上说有三个方面：

　　其一，有利于持续地巩固中行国际化的优势。中行海外资产的规模占比和海外资产的利润贡献度，在中国银行业中最高。另外，中行在香港、澳门具有发钞行地位，又是当地主要清算银行。而且，在纽约、东京、法兰克福、悉尼、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中行都是当地一级清算行成员。目前，中行国际结算业务量全球第一。加入“G-SIFIs”，对于巩固中行的优势大有好处。

　　其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行多元化的经营水平。目前，中行是国内综合经营程度最高的金融集团，这是中行独到的优势。入选“G-SIFIs”有利于提高中行在这些方面拓展业务的知名度。

　　其三，有利于促进海外人民币业务的发展。自2009年7月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启动以来，中行充分发挥在清算渠道、产品创新、专业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市场份额始终稳居同业首位。作为香港地区唯一人民币清算行，中银香港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及人民币存款业务市场份额也一直保持市场领先。中行将继续把握政策和市场机遇，发挥在跨境人民币结算领域的领先优势，在海外人民币业务发展中发挥主渠道作用。

　　《瞭望》：入选“G-SIFIs”的条件，尤其是最低附加资本金的条件，是相当苛刻的，且在未来具有长期约束力。这对中行会形成哪些新挑战？如何应对？

　　岳毅：我们认为机遇大于挑战。当然，挑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标准。事实上，我们国内的监管优于国外监管。比如，国外可能要求8%的资本充足率，国内可能会要求12%。所谓“优于”就是执行的是比国外更严格的标准。在信息披露方面，一般的银行都不太愿意公开自己的风险数据，但入选“G-SIFIs”，就必须信息透明。

　　其二，面临更加高的信息披露难度和成本。入选后，国际金融监管组织会定期要求提供一些重要性的测评和评估的工具。这对银行来说，也是一部分成本。因为，其要求的一些特殊数据，不一定我们现有系统能够产生，需要开发系统去分析和提炼。

　　其三，需要构建更加严格的内控和风险管理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在风险管理上构建更为严密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内控机制。

　　总体上讲，目前中行的资本压力并不大。未来，中行将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提高内生资本补充能力，通过多种渠道保持资本充足率水平的稳定。

　　真正“走出去”

　　《瞭望》：从国家战略意义上讲，中行的加入可视为在增强我国金融业国际话语权方面，多了一个重要平台和载体。在这个大背景下，中行如何扩大国际影响力？

　　岳毅：入选“G-SIFIs”后，和其他入选的银行一样，都站在一个平等的国际监管平台上接受国际化的监管评估，同样会面对国际上的监管，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这种公平的市场和法律环境，有助于我们真正“走出去”。

　　需要看到的是，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与西方市场环境还是不太一样。

　　其一，国内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和人民币升值造成中行海外资产制度性受损。中国银行大约20%的资产在海外，这些海外资产接受的是利率高度市场化的国际市场考验。因此，在中行面对两个市场的大背景下，相比其他一些主要面对国内市场的国有商业银行，中行的盈利能力表现就显不出优势。

　　中行外汇资产规模大。近年来，人民币持续升值，美元持续贬值，外汇资产自然会不断缩水。这几年，由于汇率发生变化，中行的外汇资产缩水了数千亿元人民币。中行的资产负债表体现为人民币账户，汇率损失随时要折成人民币。

　　如果监管部门能将海外资产和国内资产分开核算，或相对国内一些大银行实行差异化的考核评价政策，把海外业务单独剔出来，单独考核国内业务，中行的优势会更好地体现出来。

　　其二，适当拓宽资本的补充渠道。尽管短期无虞，可从长远来看，加入“G-SIFIs”后中行面对的资本压力不能忽视。我们希望股东适当地降低一些派息率，提高银行内生的资本补充能力。另外也希望允许银行搞些创新，包括发行一些优先股和或有资本等新兴融资工具等来补充资本。

　　其三，协调境外融资和发债。按法律和监管规定，我国并没有禁止银行境外融资。总体上，在我国外汇储备较多条件下，不必去境外举债。而从银行角度来讲，我们不是资本多了。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提出通过多种形式补充银行的资本金，支持银行到海外发展，包括采取多种用途来使用国家的外汇储备。中行具有较为丰富的海外风险管理能力，目前正在和相关部门协调。

　　其四，加强金融产品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入“G-SIFIs”以后，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竞争，中行将争取获得监管和政府机构的多方支持，加快海外分支机构的扩展，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其五，加强数据保密和监管协调。加入“G-SIFIs”以后，中行必须按照其恢复处置框架和同行评议原则行事。恢复处置框架和同行评议，要求就银行间内部的大量数据在我国和关键业务的东道国之间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我们的数据，要被一些当地国共享。虽然有保密条款，但难免会有一些跟我国现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相悖的地方。这些都需要在制度层面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