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对于科尔文来说，官方允许的采访可能不值得一去。事实上，她以往的采访很少有得到官方批准的。
文/郑阳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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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4日，玛丽·科尔文在埃及开罗解放广场。图/CFP
“在科索沃的难民营外，玛丽·科尔文像一只野兽撞到了我的身上。我们只见过那么一次。”供职于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里克·瑞伊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那是1999年，科尔文的左眼还在，但看上去已经很像一个粗鲁的海盗。
瑞伊也曾是战地记者，但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就退职了。
对瑞伊来说，战士不是战死沙场，就是回到故乡，刀口舔血的职业战地记者同样如此。科尔文也许知道自己的命运，但谁会料到最后的沙场是在霍姆斯。
2012年2月21日夜，叙利亚，霍姆斯的巴巴阿玛区。56岁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战地记者科尔文正通过卫星电话为BBC传回现场报道：“今天我看到一个小婴儿死去了。太可怕了。这个婴儿才两岁，脱下他的衣服后，看到弹片击中他的左胸。医生只是说，我什么也做不了。直到死去，他的小肚子还在起伏着。这样的事情不断、不断、不断地发生着。”
第二天，几枚火箭炮击中了她所在的临时新闻中心，她与另一位法国摄影记者没能逃脱这一死劫。
他们是叙利亚国内冲突爆发11个多月以来身亡的第6和第7名记者。
就在几天前，做了25年战地记者的科尔文向同行、英国第四频道的伊尔桑说，现在的叙利亚是她遇到的最凶险一役。
此刻的霍姆斯，叙利亚冲突的焦点，的确是地球上最凶险、情势最复杂的地方。一座围城，比炮弹飞得更快的是未经证实的视频、说法、流言、甚至刻意散播的谣言，政府和反对派互相指责?鲜有人知道这里到底在发生什么。
而这正是科尔文和她的同行们想要弄清楚，并传递给世界的。
“你看到游行抗议的人群了吗”
半年前，她还深入内战中的利比亚，在卡扎菲的最后日子里再次采访到了他（她曾于1986年几次采访过卡扎菲）。科尔文单刀直入：“你看到游行抗议的人群了吗？”
而这只是她经历的十余次战争中的一次。从车臣的崇山峻岭到印尼的热带雨林，从巴尔干的凯斯特丘陵到伊拉克的黄沙千里，几乎哪里有硝烟，哪里就可以看见科尔文的身影。
2001年在斯里兰卡，她深入反对派泰米尔猛虎组织，一枚手榴弹落在她身边，弹片夺去了她的左眼。之后她就用一块黑色眼罩盖住左眼，这一颇似加勒比海盗的造型反倒成了她的个人标签。
报道生涯中，科尔文坚持和报道对象共同生活。1999年12月，她跟随车臣反政府武装采访时，她跟十几个车臣士兵挤在一个6米长、2米宽的地方休息。有一次睡到半夜，科尔文被身下的硬块——两枚手榴弹弄醒。“这帮亡命徒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很有可能发动自杀式袭击，连我一起入黄泉。这种事情每天都可能发生千百次”。
科尔文当初从家乡纽约长岛去耶鲁上大学时的愿望，无非是想写点无病呻吟的小说。这一切因为大四那年她参加的一场研讨会彻底改变。研讨会上讨论的是著名记者约翰·赫西关于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后情况的报道，这部名作深深地震撼了科尔文。
科尔文回忆说，“赫西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他让我想去报道真实的事情，也让我相信，这些报道能够改变世界。”从此，她决定投身新闻。
大学毕业后，她先是在一家小报工作。一年后转投合众国际社（UPI），并说服合众国际社派她到巴黎分社，凭着青年锐气，她很快晋升为巴黎记者站站长。而她却在这时转投《星期日泰晤士报》。据她自己说，是因为觉得UPI“只注重事实，没有感情”。
科尔文经历过两次战地恋情。但是，战地记者间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两年。“我们就像两个不知疲倦的孩子，太专注于战争中的毁灭与死亡，以至于忽略了其他东西，甚至对方的存在。”科尔文说。
而从战场归来后，她发现自己已经不适应和平年代，生活安静得让她发慌。她回忆说，在贝尔格莱德的经历就像是一部史诗般的电影：“时间慢慢地流过，那里所有的一切，包括灯光，看上去都是那么特殊。”在经历了炮火和逃亡以后，她真的很难跟别人谈论什么住房抵押或内衣的流行款式。
《纽约客》的记者约翰·卡西迪回忆他最后一次与科尔文共进午餐。当时科尔文用沙哑的声音说她有可能写一本书，把过去的经历记录下来——也许在某个智库或者新闻学院找份工作。“我想我们彼此都清楚她永远不会这么做。”卡西迪说。
“在现场”的信念
正如科尔文的同事伊尔桑描绘的那样，科尔文是一个老派的西方新闻记者：信奉“在现场”的理念，不肯做“来了就走”、消防员式的记者。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前，当时使馆要求记者全部撤离，记者们都在互相询问，“你不会不想走，对吧？”好像在为自己的撤退寻找安慰。只有科尔文在忙着收集瓶装水、压缩饼干、水果和万宝路烟。
而这一次，科尔文出发去叙利亚前和BBC的评论员吉姆·缪尔在黎巴嫩碰过面，他感觉到她身上的脆弱和不安全感。那是他以前从未在她身上感觉到的。朋友们劝她不要去，但对于科尔文，那从来不是一个选项。
在2010年纽约的一次公共演讲中，科尔文这样陈述自己的理念，“在一周7天，一天24小时新闻滚动、博客和微博的当今时代，战争报道基本上没有改变——总得有人去那里亲眼看看发生了什么。如果不去那些人们遭枪击和有人朝你开枪的地方，你就得不到新闻。”
但科尔文在某种意义上又不是那么典型。不同于西方传统新闻观崇尚的冷静的“壁上观”式的报道，她的报道是热的、充满情感的，这从她发回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来：她并不回避选择立场，那就是同情平民、同情弱者的立场。她说过她的兴趣是“极端情况下被激发的人性”。
“科尔文的报道是刻意突出‘主观性’。这反映的是法国新闻界强调立场和观点的传统，与英美新闻界崇尚的专业主义传统是不同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史安斌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她曾经的同事，英国《卫报》的评论员罗伊·格林斯拉德回忆道：“她说她的职责是做见证人。她说她对进行轰炸的飞机是什么型号、地面上向空中开火的大炮口径是120毫米还是150毫米没有兴趣。“
另一位她的同事，《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威瑟罗在悼词中写道：“她不止是在报道，她也希望她的报道能改变事情，她也相信她的报道能改变事情。”
记者和社会活动者的界限
在一些时候她真做到了。1999年，由东帝汶脱离印尼引发的冲突正烈。印尼支持的武装组织包围了联合国在当地的一个避难所。22名记者撤离了，只有科尔文坚持留下来。为保护这里1500名被围困的妇女和儿童，她选择逗留，并在这里向世界报道新闻，直至四天后所有平民获救为止。
“我对他们有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如果离开了，我会觉得我是胆小鬼。如果记者有机会救他们，他们应该那么做。”她事后说。
亦有批评认为她混淆了记者和社会活动者的界限。在叙利亚问题上，并未展示叙利亚反叛者是否如他们看上去那样的无辜。叙利亚官方还指责科尔文采访并未得到批准，是非法从黎巴嫩入境的。
一位刚从叙利亚回来的《中国日报》记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没有去过霍姆斯，不清楚当地的情况，但他在叙利亚采访时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限制，“如果要从大马士革去霍姆斯是可以去的”。
但对于科尔文来说，官方允许的采访可能不值得一去，只有深入虎穴，才有希望拿到她认为真实的信息——事实上，她以往的采访很少有得到官方批准的。
但问题是，现场的报道就一定能反映真相吗？《每日电讯报》的评论也承认“很难说科尔文的报道能反映完整的故事。”
“但任何其他记者也无法做到。”《每日电讯报》继续写道：“科尔文所从事的那种新闻赋予战争受害者向外界讲述他们苦难的力量，也赋予读者和观众们以力量，去发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些被隐蔽的真相。“
“因为年龄、经验还有自我反省，当然也是为了我的家庭，我告别了战场。我会纪念科尔文，始终尊敬战地的记者，但永远不会再是他们中的一员。”里克·瑞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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