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特派记者 冯兰蔺 北京报道
去年,中国九成股民人均亏4万,机构投资亏损超过4000亿元。今天上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举行首场大会发言,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原副主席冯培恩说,巨额亏损容易激发民怨,建议将上市公司的融资再融资规模、资产重组计划、经营者薪酬等与现金分红规定紧密挂钩,强制上市公司履行分红义务。上午共有16位委员发言。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加大
建议: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
200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2.85:1, 2010年达到3.45:1。国民收入差距加大,正成为分配领域日益突出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长刘克崮建议,提高直接税比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他建议,首先应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住户部门占比。不妨应借营业税转增值税改革之机降低间接税占比,减轻老百姓税收负担。
此外,还可以通过提高直接税比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应在尽快实现按家庭为单位扣除基本生活费的基础上,扩大个人所得税覆盖面。拉大税率级次间距,降低中等收入阶层税率。适时降低股票印花税率,同时对短期股票转让收入恢复征收所得税,并给予一定扣减额。发挥房产税调节居民财产和财产性收入差距的作用。
还应实行信息共享。尽快实现税务、公安、工商、社保、住房、金融等部门有条件、有约束、可控制的信息共享制度,为财税改革和提高政府效率奠定技术基础。
为争GDP,地方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建议:不再把地方GDP、投资等指标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内容
前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色是政府行政主导,这一运作方式能集中各种资源把GDP搞上去,而在新的发展阶段,这一运作方式将导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剪不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理还乱”。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原副主任宋晓梧指出,应尽快界定政府和市场界限,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他说,目前地方政府竞争居功甚伟,这也产生了诸如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尤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模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还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以“十二五”规划中GDP增长指标为例,中央预期7%,各省、市、区的指标加权平均为10.5%,比中央的高出50%。这种状况普遍出现,责任不在地方,而在相关体制机制不适应发展方式转型的要求,这也表明体制机制不改不行了。
他说,界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涉及行政体制、财税体制、外贸体制、土地制度、分配制度、价格机制以及社会管理等众多领域。建议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设施基本完备作为衡量省、市、区是否协调发展的主要指标,尽快取消地方的GDP、投资等规划指标,不再把这类经济指标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内容,以利于保证全国政令统一、市场统一。
建议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适时适当集中到中央,由中央统筹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并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
制造业第一并不代表是工业强国
建议:要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关键要科学合理确定发展速度
2010年,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不过,却“大而不强”。全国政协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说,目前我国工业研发投入不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只占业务收入的0.69%,而国外大公司平均都在2%到3%以上。自主创新不够,不少技术、材料和元器件、成套设备还依赖进口。部分行业产业集中度不高,落后产能约占20%,缺乏自主品牌。总的看,在全球价值链中还处在中低端。
由于没有进行很好的转型升级,导致资源环境难以符合。李毅中说,2011年,我国原油进口依存度超过56%,铁矿石进口6.8亿吨,占世界贸易量的60%以上。一次能源消耗达到约35亿吨标煤,增幅7%还高。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至4倍;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量和化学需氧量居世界前列。
他说,要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关键要科学合理确定发展速度。速度过低不利于改善民生和就业,影响社会稳定;过高资源环境难以支撑,不利于转变发展方式。适度放缓增速,有利于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淘汰落后、节能减排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来。
要做好产业布局,控制产能过剩,严控“两高”项目。有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培育新增长点。
还要把更多的人财物力向技术改造倾斜、向实体经济倾斜。
金融创新不足可能导致风险
建议:要积极拓宽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杨凯生说,因为最近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而减少金融创新的步伐,是因噎废食。因为,金融创新不足可能导致风险。
2011年我国各类金融机构的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高达75%左右,同期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占比只有14%,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比例失衡的问题十分明显。
“这种各类企业生产运行主要依赖于银行贷款投放支持的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的金融创新还不足,资本市场发育水平还不高,企业融资工具还太少。 ”杨凯生说,如果我们不加快创新,不设法推出更多的融资和投资工具,会使大量的信用风险不断向银行体系聚积,不利于银行的稳健经营,更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他建议要积极拓宽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下决心解决企业发债由多个部门多头审批、多头监管的问题,扩大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允许银行贷款实行证券化,通过证券化让银行贷款可以转让,可以交易,从而使银行的资产总量不再无限增长并进而具有可持续的信贷投放能力。至于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是可以通过技术设计加以防控的。
温州老板“跑路”不下百人
建议: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渠道
“温州一个千来名工人的企业,苦干精算一年利润刚百万,而该企业老板的妻子在上海买10套房子,8年后却轻松获利3000万。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胡成中在大会发言中的上述举例让人心酸。他说,中小企业面临的发展危机,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阶段。
他说,去年4月份以来,温州老板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的不下百人。据浙江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去年上半年,浙江省有14447家中小企业倒闭注销。他建议金融机构 “放水养鱼”,与企业共进退。我国银行的存贷息差超过3%,远高于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人均净利润为工业企业的12倍以上。银行要降低贷款利率,控制上浮空间,不强制性搭配理财产品和强制性留存存款余额,优化贷款结构,增加中长期贷款占比,支持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
他建议打破行业垄断,开放民营银行。民营制造企业融资渠道狭窄,投资渠道也狭窄,导致生存发展空间狭窄。政府部门要抓紧制定实施细则,拓宽制造企业的产业发展空间,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渠道。
“目前全国估算有几万亿的民间资本没有很好地用于实业发展,而在炒房、炒煤、炒金银、炒书画古董。 ”他说,不妨发展民营银行和专营贷款机构,“收编”民间资本,解决中小民企融资难问题,并通过竞争拉低贷款利率,形成实业发展与民间资本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去年,沪深股市领跌全球股市
建议:强制上市公司履行分红义务
去年沪深股市分别以21%和28%的跌幅领跌全球股市,5000万中国股民亏损面达87%,人均亏损4万元,机构投资亏损超过4000亿元。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原副主席冯培恩说,巨额亏损容易激发民怨,救市措施要尽快通过改革制度缺陷来完成。
A股市场20年来给股民现金分红的总额只占融资总额的17%,低于股民的交易成本,股民只能靠二级市场股票的价格波动来获利。
冯培恩建议,修改有关法规,要求上市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明确回报和现金分红计划,把上市公司的融资再融资规模、资产重组计划、经营者薪酬及相关的优惠政策等与现金分红规定紧密挂钩,强制上市公司履行分红义务。
同时,实施严格的退市制度,优化股市资源配置。纳斯达克股市在三年间减少13.08%的上市公司数,而我国股市21年间退市公司仅占上市总数的1.82%。
2011年A股市场辞离职高管达1264位,较上年同期增长68%。高管辞职套现暴富阻碍了股市稳步发展,冯培恩建议,制定相关法规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票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票总数的10%;公司高管在任上抛售股票须在两个月前披露相关信息;禁止公司董事、监事、总裁和董事长等高管在辞职套现后三年内到上市公司就职,一年内到非上市公司就职;对上市公司高管抛股套现开征高额资本利得税;董事、监事和高管离职后一年内不得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
土地出让收入该好好管管了
建议:对近5年或10年的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进行审计
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其中北京1638.5亿元,上海1527亿元,而2006年至2010年五年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更是达到7万多亿元。国内土地市场繁荣“盛宴”是不是该好好管一管了。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浙江省委副主委卢步东上午的发言,直指如何更好地使用巨额“卖地”收入。
卢步东指出,由于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导致使用随意性大,缺乏应有的原则。如某市政府同意在未来十年内,将两块土地开发的增值收入优先用于某国有企业债的资本金偿付。
二是腐败案件屡见不鲜。审计署一项抽查显示,10个省本级、23个市本级和41个县应纳而未纳入预算管理的848.26亿元非税收入当中,土地出让收入达到626.42亿元。
更重要的是,这还会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城市“透支未来的一时繁荣”。土地一般出让40年至70年,这些来自于未来的收入被用于现在的各项建设。然而,土地总有卖完的时候,到了那一天,房卖了,厂卖了,地卖了,我们还能卖什么?
他建议,对近5年或10年的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进行审计。土地出让20余年,这些土地出让收入究竟累计起来有多少?用在什么地方?用途是否合理?用在老百姓身上的有多少?按照国办《通知》使用的比例有多少?这些不能是一笔糊涂账,而应该明明白白地告知社会、告知百姓。
去年沪深股市分别以21%和28%的跌幅领跌全球股市,5000万中国股民亏损面达87%,人均亏损4万元,机构投资亏损超过4000亿元。
A股市场20年来给股民现金分红的总额只占融资总额的17%,低于股民的交易成本,股民只能靠二级市场股票的价格波动来获利。
2011年 A股市场辞离职高管达1264位,较上年同期增长 68%。高管辞职套现暴富阻碍了股市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