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支招看病难看病贵：其实是看好医生难

　　本报记者提问：“请问王执礼委员，在现在医改大背景下，您认为我国是否需要继续发展民营医院，发展民营医院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如何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在今天上午的全国政协医疗体制改革记者会上，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就百姓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百姓关注

　　医药费能报销多少

　　中国医科院常务副院长李立明委员：我上网专门进行了调查。老百姓关注医改，更多的是关注医药费到底能报销多少、能下降多少、能在各地就医并且同时进行报销吗？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基本药物能不能解决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什么时候有病了能够看到好医生，能够去大医院不排队挂到号。

　　医务人员关注的角度就不一样了，作为公立医院，大家最关注的是政府的投入补贴何时能够到位，而不需要医院自己去挣钱养医院。医生作为一个高强度、高风险和高投入的职业，国家如何保证给予医生合理的待遇，使医生能够有尊严的工作和生活。

　　李立明说，“看病难”，其实是“看好医生难，到大医院看病难、挂号难的问题，所以这是两个问题。我觉得好医生靠我们的医学教育。医学教育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教育，要有病人很好地配合。但是现在医患关系紧张，使我们的实习医生很少能接触到真正的病人，我们现在都是在假人身上培养医学生的。尽管这个人制作得跟真人很像，有血液，甚至听得到心律，但毕竟它是一个死的。比如做腰穿，在假人身上做得非常好，但到真病人的时候，他就开始哆嗦，扎不进去，病人也很痛苦。”

　　至于看病难、挂号难，除了国家要支持这些公立医院以外，应该开放医疗市场，应该有更多好医院，适应不同的人群、阶层对医疗服务的需求。

　　改变支付方式

　　缓解看病贵

　　中国医学会副会长吴明江委员： “以药补医”的政策应该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这种机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却带来了很多问题。因为加成不能体现医生、护士、医学科技工作者高强度、高风险、高知识等知识劳务的价值，而是要多卖药、卖贵药、多检查。这种价值取向会扭曲医疗行为，也会加剧医患关系的紧张。但改变“以药补医”是一个巨大补偿的数字，应该很好地来测算。比如说总额预付也好、单病种付费也好，这些都需要探索，这个过程还需要时间。

　　多元化办医

　　缓解看病难

　　中国医学基金会糖尿病基金主任委员王执礼委员：缓解“看病难”，应该由双方面来办。一是政府解决，同时也要动员、支持、鼓励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现在老百姓存在“看病难”的问题，比如一个大医院一天门诊有1万人，这里既有低保人群，也有中产阶级，都混在一起，导致医生压力非常大。一个医生一上午看四五十个病人，一个人也就看两三分钟。如果有社会办医，政府根据国力投入相应的财力支持，也就是国家可以拿一部分钱来增加老百姓到民办医院看病的福利，减少老百姓在医保中支付的比例，这样“看病难”就会得到缓解，甚至根本解决。

　　振兴民族工业

　　才能降低药费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赵平委员：目前大医院不存在想靠设备赚钱的问题，而且大医院宁可买高档设备。也就是说，奥迪车按照奥拓车的价格去收出租费，因为希望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投入的研发经费不足。国外做一个药，可以投入几个亿、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亿美元，制作出药以后，就可以把药卖到2万元一支。因此，我们民族的工业一定要振兴，只有振兴了民族工业，才能够把价格控制下来。

　　本报记者龙露  阎彤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