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毛新宇有着很好的表达能力，逻辑严谨，滴水不漏；只是说话的声音略显憨厚。
将每一个问题提升到一种哲学高度来回答，似乎是毛新宇说话的一种习惯，他对于不愿意回答的问题直接说“不知道”，对于喜欢的问题便滔滔不绝；而对于“觉得有必要回答”的问题，他善于用纲领性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来概括性回答。
似乎只有一类问题可以打破他的这种说话习惯，这类问题便是“毛泽东”。
听到与毛泽东或毛家有关的问题，坐在皮椅上的毛新宇总会不自觉地挺挺腰。
“爷爷一生对自己的家人要求很严，所以我的母亲对我要求更严。”毛新宇说，“我小时候有些贪玩，一次母亲罚我必须做完功课才可以吃饭；父亲出来劝母亲不要这样；于是我妈妈说‘好，我陪着他一起受罚，什么时候做完功课，我再和他一起吃饭’；听到母亲这样说，父亲也就不好再坚持了。”
根据毛新宇的回忆，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期间，“永远都是坐公共汽车上下学，接受的所有家庭教育都是‘你的爷爷虽然是主席，但你没有任何特权’。”
“我们毛家的家规很严，爷爷不让我们后一代做官、经商，他认为人到这个世界该创造财富，而不是享受财富。”毛新宇说，“毛家的人都在捍卫着这些家规，我更要这样做，母亲也和我说过，我其实是毛家的一面旗。”
委员该有集体荣誉感 对于委员履职这5年的心理变化，毛新宇描述的心路轨迹是：“第一年，压力大，很紧张；第二年，责任大，很着急；第三年，履职逐渐成熟，想做一些事情；第四年，心情很急迫，很多想做的事情没做完；第五年，再接再厉，像军人一样去捍卫荣誉。”
其实，仅靠匆忙的半个小时，很难勾勒出毛新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但他对捍卫毛家自身荣誉感的强烈与执著，令人印象深刻。
“我其实是一名军人。”毛新宇说，“不到部队我不会有这么大的改变；不研究爷爷的思想，我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人生体会，我想我会永远去捍卫这份荣誉感，因为我是毛家的后人，这一点是我责无旁贷的使命，也是别人无法替代的责任。”
“把这些自身的理解用在委员的履职上，我觉得委员最大的使命就是传承荣誉感。”毛新宇说，“做一个怎样的委员，是委员自身的要求，但把委员的集体荣誉感传承下去，就不再是对某个委员的要求，这是所有委员的共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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