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应建中央层面改革协调机构(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人民网记者 耿宽谋摄

　　3月7日上午十一点多，北京国际饭店，记者如约来到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的房间。迟福林刚从医院检查身体回来。

　　初见迟福林，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说话不瘟不火，但声音磁性十足。他谈起改革话题来，如同见“老友”，娓娓道来。在记者和迟福林的对话过程中，他思路清晰，善于概括，经常使用“第一、第二”条缕清晰，回答完了不忘最后总结一下。然后干脆又自信地向记者提出“下一个问题”。采访比想象的顺利，非但没有因“不留情面”的问题而让迟福林尴尬，相反，这个“不留情面”的问题就在他的一句“这个问题问得好”中开始回答了。

　　迟福林，全国政协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自称一个“老体改人”。迟福林从1986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算起，到现在担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已四分之一个世纪多了。此间，他的工作都围绕着“改革”。

　　2012年两会，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改革”这个词成了很多代表委员关注的核心词，也频频被媒体重重报道。

　　两会开幕后不久，记者收到了迟福林的大会发言和提案。其中“建立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的建议”的大会口头发言材料让记者尤为关注。迟福林身上有着“改革的印记”。在发言材料中，迟福林认为，“我国30多年的改革实践表明，无论是改革的总体思路的形成还是单项改革的突破，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制都至关重要。”他强调“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改革。

　　迟福林从三个方面给出了建立中央层面改革协调机构的“支撑”。一是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的改革处于重要的历史机遇期，二是改革进入重大利益关系协调的关键时期，三是新阶段的全面改革。在迟福林看来，这三大现实需要建立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

　　随着对话的深入，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目前我们究竟是否需要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

　　记者：迟委员，请您简要介绍下目前的改革协调机构。

　　迟福林：目前我们的改革协调机构是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作为改革协调机构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远不能适应改革对于协调机构的需要和要求。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国家发改委偏重负责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很难把改革摆在一个重要的、突出的位置。第二，目前的改革需要协调的内容更多了，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的协调，还涉及到社会、行政甚至政府的协调。国家发改委作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很难对其他方面进行全面地协调。第三，国家发改委受到部门利益限制，它既管理宏观经济政策、又负责重大项目的审批，很难超越部门利益，做好比较有力的改革协调。

　　记者：现在改革对协调提出了哪些新需求？重点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迟福林：主要有几个问题：一是要超越于利益。我们现在改革中最大的问题是利益失衡，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问题很突出。如何超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进行改革的综合协调，这是一个需求。第二面对利益失衡突出的情况下，这要求改革的协调机构一定要超脱部门利益。三是现在的改革遇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现在的改革和过去的改革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在加快市场化的过程中遇到很多新问题新矛盾，比如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面临一些新挑战。这些新问题需要有一个统一协调的问题。

　　记者：您能说说遇到了哪些新矛盾新问题？

　　迟福林：比如，改革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社会发展来看，我们公共产品短缺；二是从改革本身来看，现在利益关系失衡，这是最突出的矛盾。这种情况下如何协调利益关系、如何提供公共产品，如何以政府公共服务为中心推进政府改革，都需要有个新的方案、新的改革路径选择。比如社会管理创新，就是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尽可能地满足老百姓的社会利益诉求。利益表达是不是公共需求？如果是公共需求，要不要建立一个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转型政府转型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国有资本战略重组。现在，任何一项改革都超越了这项改革的本身，比如收入分配改革，原来把它作为社会领域的改革，但现在它又涉及到经济利益里的初次分配，还涉及到社会领域就的再分配，更涉及到政治领域。要建立收入分配的基本数据，就需要财产公开。面对这样问题，没有高层次的协调很难做。任何一项改革都具有多重属性，这需要一个能够统筹多方利益又能超越部门利益的协调机构。

　　记者：“顶层设计”屡屡被重提，您认为这释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迟福林：在我看来，释放了三个信号。一是现在的改革背景情况同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需要新的蓝图新的行动路线；二是已经认识到了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利益关系失衡引发的问题更深刻更复杂；三是改革需要加强综合协调。概括起来说是改革的背景、改革的特点、改革的协调，这三大信号。

　　记者：您会给出“顶层设计”什么样的建议？

　　迟福林：在我看来，改革的“顶层设计”，第一目标很重要。我概括为“以公平与可持续为目标，以协调利益关系为主线，以结构调整为重点”。第二就是改革重点在五大方面，除了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说的理顺五大关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理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我概括为20字：“消费主导、均富优先、历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第三，建立中央的高层面的改革协调机制。

　　记者：你提出建立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是要恢复国家体改委还是要新设置类似的一个单独的部门？这样的部门的规格与特点是什么？这样的部门会不会参与具体的管理活动？

　　迟福林：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要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属于中央层面的、中央级。因为现在的改革已经超越了某一项改革的本身，只有中央层面的改革机构才能担当的。比如，过去国家体改委以经济改革为主，现在的改革是经济、社会、政治多个领域融合在一起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很突出。第二、由中央高层领导来主持工作。当年国家体改委是由国务院主要领导出任领导的。第三、这个机构本身要做三件事，它是改革决策咨询部门、指导部门、协调部门。不是说哪一项具体审批归它管。国家体改委一开始一直超脱利益，只是后来在股份制审批上有些利益参与其中，才导致了后来的矛盾。我1988年就是海南体改委主任，又担任审批办的主任。

　　最后，希望不要把这个机构做虚，而应该做实，这个很关键。如果做虚了又会陷入无法协调的境地。

　　记者：您提出建立中央改革协调机制。出发点是什么？是个人的因素还是改革的需要？

　　迟福林：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不大赞同单纯地恢复过去的体改委，因为现在的改革特点已经不一样了。对于我来讲，我对改革有一种情感，把改革作为一种事业、一种责任、一种追求。我怀念国家体改委，但我绝不赞成简单地恢复。

　　今天提出建立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完全是出自于改革的需要。在利益协调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很多中央出台的政策不是不好，可是到了下面就“走形变样”了。同时，加上一些改革滞后，有些改革中央提出来了没人推，比如行政体制改革，比如大部制，等等。大部制的核心行政的三分制，决策、执行、监督权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在我看来，目前大部制离这个要求还差得很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改革协调机制，很多工作推动起来很难。

　　记者：您预期这样的改革协调机构什么时候能成立？

　　迟福林：我个人希望十八大以后能够成立。（记者耿宽谋）

　　委员简介：

　　迟福林，全国政协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作者：耿宽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