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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在福建武夷山创办“一分钱读书社”的左国栋，曾帮很多人圆了读书梦。逐渐将这种书社模式发展壮大的他，也因此在2006年和季羡林、李嘉诚等同时成为当年的感动中国候选人。
命运沉浮，世事无常。为了筹集费用救治年幼的脑瘫儿子，从去年7月份开始，53岁的他抱起儿子，开始了乞讨生涯。
八个月的行乞生活，左国栋经历了种种世事的悲喜和无常。3月7日，福州街头雨中，54岁的他双手合十，为自己幸运地等到了那根救命稻草而虔诚感恩。
本版文/图 记者 冀强
特写
行乞路上献血感恩
在八个月的行乞日子里，那个斜挎在身上的腰包，是除了儿子之外，左国栋最重要的东西。除了好心人的施舍，那里面还有左国栋手写的感恩录和献血证。
“2011年7月10日，张某（不肯留名）从邵武赶到武夷山捐了一千元，留下几行字就走了……”在左国栋的感恩录中，他仔细记录着每一个为他捐助的好心人。
“有人捐款，有人送我东西，从衣物到柴米油盐。”甚至，在一个雨天，有位中学老师给他带来了食堂买来的热腾腾的盒饭。乞讨期间，左国栋遇到的好心人，让他欣慰又不安，所以，每到一个地方乞讨，他都会献一次血。
“大爱不言谢。目前没有其他方法回报社会、回报好心人，我只能通过献血回报社会，医生说55岁是献血的最后一个年限，我今年54岁，趁着还可以献血多献点。”他掏出献血证对记者说。
按照左国栋最初的计划，福州之后，他将继续前往厦门乞讨。终点在哪？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看不到希望的话，或许会一直行乞下去。血也会一直献下去，直到不能捐献为止。”
甚至，他还向记者询问器官捐献的相关手续，“等到不能献血了，只能通过捐献器官来报答社会了。”
十多年与书为伍的日子，还让他有动笔写书的念头。“等到儿子手术后，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写本书，不为别的，算是记录和感恩这八个月乞讨日子里遇到的每位好人吧！”
“富翁”
A
民办教师、军人、治安员、商人、工人……在1999年从武夷山木材转运站下岗之前，左国栋尝试过各种各样的行当。时至今日，他仍摇头摆手感慨，其中的坎坷浮沉一言难尽。
转机出现在下岗后摆摊卖书的日子里，“读书人很多，买书不划算，所以我打算开一个以最少成本读最多书的书店。”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左国栋租下了武夷山市区西林街偏僻处的店面，用自己收藏的图书、摆摊剩余的书籍加上5000余元下岗费做成本，开了一家以喝茶坐阅休闲为形式的“读者茶社”。
为了吸引更多顾客，一个月后，他将书社更名为噱头更响的“一分钱读书社”。
十二年后，回忆起当初的创举，左国栋仍颇显兴奋。“读书社实行会员制，最早会员办卡每年只收33元，一年可以随便看。后来又推出了一种钻石贵宾卡，交上100元的卡费后，每天只收一分钱，一年下来只要3.65元。”
由于运营模式新鲜，第一年“一分钱读书社”就吸引了众多顾客，发展会员千余名，为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左国栋甚至卖掉了祖屋，一家人搬到书社内生活。
读书社的微利运作和公益性质，还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和支持，他甚至用“膨胀”来形容当时一分钱读书社模式的发展。“不断有领导前来视察，不断有外地人前来学习，不断有媒体报道宣传，一下子就膨胀起来了。”
在左国栋读书社模式发展的最鼎盛时期，他拥有26家连锁分社，十万册图书和一万多名会员。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别人笑称他为“一分钱富翁”。“其实别看摊子挺大，可因为确实是微利，再加上不断进购图书，刨去各种花销一年下来结余最多也就万把块钱。称我富翁，更多是精神层面的富裕和满足。”
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荣誉和奖励。2006年，经《新天地》杂志推荐，48岁的左国栋入围当年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入选理由是：“如今商品经济社会，一分钱实在微不足道，可是几经命运沉浮的他依旧坚信积土成山、集腋成裘的真理，精心设计的读书卡形式在全国罕见……”
虽然最终未能入选，但左国栋仍说，那是他人生最得意的时候。
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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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六年前的春风得意相比，如今左国栋不仅面色苍老，而且头发全白。即便染发之后，他也习惯戴着帽子遮盖。
2007年8月23日，年届五十的左国栋中年得子。当时正是刘翔大放异彩准备参加2008年奥运会之时，左国栋因此为孩子取名左翔。“希望将来他也能成为飞人。”
但命运和处于人生最得意时候的左国栋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在左翔不足一岁时，即被检查出患有“小儿脑性瘫痪”，即“脑瘫”。有北京的专家告诉他，孩子可以进行脑干细胞移植手术，但是医疗费至少要30万元。
“四处求医，八方接济，还是无能为力。”眼看着原本会说话的孩子渐渐丧失语言能力，也无法站立，左国栋心急如焚。
去年七月份，万般无奈之下，他抱起儿子，辞行家人，告诉还在读书的女儿，说“要带弟弟出去看病”了，从此踏上乞讨生涯。
第一站，左国栋选在了没有熟人的福建三明。“即便没了尊严，也没人认识。”带着手绘的小海报，他在广场上转了一天，“但终究还是没有展开海报坐下来乞讨。”
“实在没有经验，张不开嘴；还有，当时我也确实考虑到了脸面和尊严。”这个最多时拥有着十万册藏书的“读书人”坦言。
第二天，在一处偏僻的角落，左国栋压低了帽檐，开始为儿子行乞。见孩子可怜，块儿八毛的零钱开始扔进他身前的纸篓。
首次乞讨等来的不仅有施舍者，还有警察。“有人以为我是人贩子，就报警了。”在派出所，左国栋拿出身份证竭力辩解。他告诉记者，在八个月的乞讨日子里，类似的经历至少有五六次。“他们也是好心人。”回忆起那些事，左国栋笑着说。
为了避免再次被误认作人贩子，去年8月26日，左国栋专程回到家乡，委托司法部门做了亲子鉴定。
独自闯荡乞讨的生活，再加上照顾孩子的压力，也曾让左国栋心灰意冷。在三明期间，为了筹集更多善款，他打印了500份传单，在下班高峰期从一处八层的办公楼楼顶撒落，“人来人往，愿意去俯身捡起来看看的却寥寥无几。”
天色将黑，左国栋准备下楼时却发现，下班后这栋办公楼已经逐层封闭锁死。再次爬到楼顶的他抱着脑瘫的孩子，万念俱灰想做个了断。“看看孩子，心又软了。”几次纠结之后，他等来了好心人的报警和好言劝慰的警察。
当地媒体报道此事后，仍在读书的女儿知晓了实情。父女两人在电话中痛哭，最后左国栋宽慰女儿说：“行乞和要饭不一样，为了给弟弟治病，爸爸不丢人。”
未来……
C
2月28日，左国栋来到福州乞讨。在这个有着七百多万人口的城市街头，他瘦弱的身影显得更加微不足道。
三明、龙岩、漳州、泉州、福州，一路行乞，左国栋都在寻找那根救命的稻草。3月5日，学习雷锋日。这一天，左国栋也等到了“雷锋”。
当天下午，福州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在了解了左国栋抱子行乞的故事后，打电话给他，表态要捐出25万元。 据了解，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一位领导看到当地媒体报道后，大受感动，表示愿意提供帮助。目前，该爱心单位工作人员正处理相关事宜，爱心款项将通过慈善机构转给左国栋。“加上这大半年社会好心人的帮助，左翔治疗的费用就能凑差不多了。”
此外，北京几家医院也主动联系他，希望能为左翔的治疗提供些帮助。
3月7日，心里充满了希望的左国栋环视着租住的不足五平米的房间，心情也颇为宽畅，“三十块一天，这样的条件就不错了。你看，电视都还蛮清楚的。”因这笔善款估计本周才能到账，3月8日，左国栋带着儿子先行回到了武夷山家里。
看到了希望，左国栋对生活又有了满满的计划和打算。
他告诉记者，自己最不舍的，一个是书店，另一个就是儿子左翔。如今儿子的治疗费基本凑齐，他祈望能够通过手术，让儿子好转起来。“不再奢望他成为‘飞人’，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自理，我就知足了。”
而对于一手创办经营起来的读书社，左国栋则充满了矛盾。
十多年后，左国栋坦言自己当年没有被宣扬的崇高和伟大，“最开始的目的就是赚钱，在薄利多销的前提下，一分钱也是可以盈利的。”
他还直言，表示自己没有预料到电子阅读会如此迅猛的发展。“那时，电脑还没这么发达，电子阅读，也是没有的事。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读者会员就像潮水一样退掉。”再回首，物是人非，左国栋也如此感慨。
如今，位于武夷山市区文化馆三楼，曾经红火的“一分钱读书社”已经门庭冷落。“两年多没有进购一本书了，图书处理的仅剩一半，仅存的几家分社也名存实亡，会员也只剩下两三百了，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左国栋说，常常有人劝他，不如把书社和书处理掉，但他不舍得放弃，目前书社由他爱人照看。“书社场地租赁合同还有两年多到期，虽然一直亏损，但继续经营下去，全家还有个落脚处……到时候再说吧。”
不管是红火还是冷清，左国栋都把书社视为自己的一个梦想，“可以有人接棒，但万万不能毁掉。往小处说，那是我的梦想；从大处讲，那是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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