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增科:广东农民工积分入户系流动人口管理创新

　　何增科，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政治学会理事。

　　稳定也有静态和动态之分。静态的稳定更多采用集权式、封闭式、花钱等强制手段来维护，这种稳定本质上是一种没有弹性的脆弱的稳定。

　　冲突、调节、再冲突、再调节，这样动态的稳定让这个社会维持正常的运转。

　　在信息社会里面，人变成了透明人，政府决策也会被放到放大镜下品评。

　　政府只有通过主动透明化来获取主动权，赢取老百姓的信任与合作。

　　在这次“两会”上，社会管理创新再次成为热点话题。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专门论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其中首次提出“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依法参与社会管理”、“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对社会带来了哪些积极影响？广东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社会管理创新背后的价值意义，并进行新一轮探索？

　　针对这一话题，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何增科。

　　社会问题须找到根源对症下药

　　南方日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此时提出“社会管理方式创新”，是否与近年来我国社会矛盾凸显有关？

　　何增科：中国社会进入了以工业化社会、城镇化社会、法理社会、能动社会、原子化社会、多样化社会、丰裕社会、信息社会、风险社会为特征的新的发展阶段，而大转型的时候一般是社会矛盾集中凸显的时期。在城市里，人口的高度集中、高异质性和快节奏等城市特性，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量人口在城乡之间来回流动也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原来政府是在一种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间进行社会管理并提供社会福利，可面临新的转型，要管理社会光靠单位、户籍制度和社区不行。单位对人的管理功能在削弱，福利提供的功能也在淡化。户籍制度主要在城市落实，但农村人口会往城市里流动。原来需要开证明的农民，现在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走遍天下。政府如果靠传统手段去管理，很难起作用。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有助于增加公民的安全感、自由感、平等感、尊严感和幸福感。虽然有社会矛盾、冲突但不至于陷入分裂的状态。要解决社会问题，首先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对症下药，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南方日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是中央在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战略部署时，即已谋划好的管理格局。政府在社会管理实践中该如何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责？

　　何增科：政府履责的过程中，服务和管理是很难分开的。所谓社会化，应该是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社会化。满足人们的需求，需要社会伸出援手。公民自己动手解决问题，需要政府从旁协助。政府制定社会政策的逻辑起点就是要了解老百姓的社会需求，然后根据需求来确定提供服务。政府负责提供公共服务，起点是民生财政，政府在财政的盘子里要有足够的预算去支持公共服务项目，具体公共服务的提供可以通过政府办事业单位来完成，也可以通过向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私营企业采购公共服务提供。

　　利益平衡调节冲突建立动态稳定

　　南方日报：目前，我国以突发群体性事件为主要表征的社会风险有上升态势。30多年来的急剧经济变革和社会转型，广东在创造发展奇迹的同时，也伴生着各种社会利益冲突和矛盾。

　　何增科：是的。隐患的根源是可以消除的，比如说因为贫困、家庭遭遇重大不幸等外在原因所导致的问题都是可以预防的。在此前，怎么看待稳定是需要明确的问题。稳定也有静态和动态之分。静态的稳定更多采用集权式、封闭式、花钱等强制手段来维护，这种稳定本质上是一种没有弹性的脆弱的稳定。有冲突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各自的利益，在利益不同的时候可能产生博弈，这个时候政府可以通过调节冲突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平衡，使社会重新恢复秩序。冲突、调节、再冲突、再调节，这样动态的稳定让这个社会维持正常的运转。

　　应对网络政府应主动透明化

　　南方日报：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率先遇到社会层面的种种难题。从去年初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提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到上半年省委高层频密调研社会管理创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何增科：只有落实这十二个字才能实现社会善治。社会善治有这些要素：社会治理过程透明，老百姓知道政府做了哪些关于民生的决策，干了哪些实事；参与性要强，老百姓在民生问题的决策中有发言权；参与社会治理的各方都按规则法律办事；保证公平，给人们提供的向上流动机会都是一样的。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没有城乡差别，人的社会权利和待遇是平等的；保证效率，提供的公共服务本身应该低投入高产出、合理、及时、高效；老百姓对政府的决策能够问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猜疑而是相互信任；保障人们衣食住行，不用担心人身、生命、财产受到外部威胁，包括治安，食品药品、工作场所、职业的安全等等。“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本身是能够确保社会决策公开透明的，这“三问”实际上是走向社会善治，实现社会治理透明，保障老百姓参与治理，保证政府回应、问责等方面的重大举措。“三问”要制度化，落实在决策的民主化中间。

　　南方日报：网络虚拟社会的出现，既给社会发展增添了空前的活力，又对社会的管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政府应该如何作为？

　　何增科：现在是信息社会，人们有了手机、相机、微博等等，广义上说每个人都可以当记者。在信息社会里面，人变成了透明人，政府官员也不例外，政府决策也会被放到放大镜下品评。除了面对网民的关注，社会化本身也面临着国际压力，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在这种压力下不像原来可以关在小屋里拍脑袋想决策。政府只有通过主动透明化来获取主动权，赢取老百姓的信任与合作。所谓“知难而上”是要在一种开放的、复杂的、多元的、流动的、高风险的情况之下进行社会管理，比原来那种封闭、神秘、计划经济体制下全控全能型国家体制之下的社会管理难度大得多。

　　体制改革广东已作出成功探索

　　南方日报：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推动实行居住证制度，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好服务。作为人口大省和外来人口最多的省份，广东通过大胆探索让外来人口享受均等化服务。您是怎么看的？

　　何增科：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维稳体制改革将会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社会管理类政府创新重点突破的领域，广东在这些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成功探索。

　　广东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地区，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我希望它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能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做一个探路先锋。

　　原来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需要身份识别，比如只有户籍人口身份的人才能享受。广东是两步走，农民工可以办居住证，只要有居住证的都可以享受服务；在城市工作一定年限后，变成当地的户口，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市民。我认为，广东的农民工积分入户是城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方面的一个重大举措和创新。

　　此外，深圳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进行的突破性改革，深圳市龙岗区街道实行大综管体制等，都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类似改革积累了成功经验。

　　执政者对公平正义、人的尊严、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以及包容性增长等理念的倡导和重视，反映在公共服务类政府创新中主要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服务特殊人群、保护弱势群体、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制等方面。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创造出的成功经验，中央政府也将适时加以总结推广。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杨春

　　实习生 戴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