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主题变奏》发表后,徐星也受到了类似今天韩寒所受到的质疑;而他觉得,韩寒凭其文学水准不应该获得今天的地位,“偶像应该破除”
2012年2月18日,拍摄于北京徐星家中(姜晓明) |
本刊记者 卫毅 实习记者 乔芊 发自北京
“被反革命”
2012年1月2日晚,徐星在微博上贴出了自己新拍摄的“文革”纪录片片花。片花的第一行字幕是:“2010年,我发现了一些四十多年前的‘现行反革命’犯人登记表。”
两年前,徐星在北京宋庄拍摄纪录片时结识了一位老画家。“文革”期间,老画家在监狱里待了10年,作为“墙报犯”,负责做宣传工作。他拿着一些没用的犯人登记表,在上面临画描。画的背面是犯人的信息。“第一眼看到这些登记表的时候,在视觉上有一种力量,尽管是一张破纸,但你还是觉得它承载的东西特别沉重。”徐星说。这些犯人都是农民。大多数时候,人们所关注的“文革”受害群体是被打倒的干部与知识分子,而那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农民在很长时间未被重视。
“这特别适合拍一个纪录片。”这些登记表一共有22张,通过联系,徐星找到了其中的11人。他们当年集中在浙江一个劳动农场接受改造。
这些人所获之罪,如今看来荒诞不经。比如“吹捧刘少奇”的罪名。“都是言论罪,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当时说话不谨慎,被人举报了。”
“文革”奉行的是阶级斗争,假如一个地方没有阶级敌人,说明此地阶级觉悟不高。一个公社挖出一个“反革命”集团就是政绩。每个生产队都得有坏人,没有是不对的。徐星拿出一张登记表,“比如说这个人,他自幼没爹没妈,没有任何保护,不整他这样的人,还能整谁?”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被反革命”了。
对怀疑的怀疑
“林品新在哪住你知道吗?”“请问何山老先生在哪住?”“你是不是胡峻录?”画面上发问的是徐星的声音。纪录片的拍摄者其实就他一个人,他把摄像机夹在腋下,就这么在浙江乡下一路拍过去。镜头里有时候只是一些路在延伸,还有他的喘息。
徐星拍纪录片十多年了。他并不认为影像就胜过文字,只是觉得影像比较直接。在他眼里,写作是一辈子的事,但是记录历史需要抓紧时间。“我要不赶快做的话,这些人都死了。”
对于徐星这一代人来说,“文革”是两辈子都很难表述完的事情。1956年出生的徐星,“文革”开始时正好10岁。
徐星的“文革”,多少有点儿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气息。“但他们是在军队大院里,军队情况是很特殊的,相对来说很稳定,没有受那么大冲击。外面阳光可能挺灿烂,但同时也很血腥很暴力。”
这些灿烂的暴力并没有让徐星产生迷恋。他更多的是感到恐惧。听到那些被打者的喊声、棒子声、皮带声,他吓得脸都白了。
徐星是个思想上不安分的孩子,从小就对身边的世界充满质疑,包括“文革”。他住在机关大院里,每天早晨上学前,看着那些他叫叔叔阿姨的知识分子,还有院子里的工人,都拿着语录在唱歌、向毛主席像鞠躬。“我就在想,这些人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吗?”这给少年徐星造成了特别大的困扰。
[1] [2] [3] [下一页] |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