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寻找“反革命”者

　　这位叫颖韬的女孩当年知道徐星。“我在那所中学里非常有名，因为我几乎所有功课都不及格，但我的作文老是被当作范文，在全年级读。数学老师都说，以你的聪明，这么简单的东西怎么考不及格，但我确实不懂，到今天也不懂，不会算，完全不感兴趣，灌不进去。”

　　他没想过“文革”会结束。“就觉得哪天是头啊，天天那么熬。再加上青春期躁动，特别压抑。”

　　在这样的压抑中，徐星爱上了颖韬。他老是主动去扫楼道，就是为了去看这个女孩。颖韬也记得，这男生怎么总是在扫楼道啊。她一经过，徐星就不扫了。

　　徐星把自己对“文革”的怀疑写进了给颖韬的情书里。颖韬收到这封没有署名的情书后，不知如何是好，就告诉了老师。老师和公安局的人比对笔迹，查出写信者是徐星。徐星被带走，在拘留所里关了十几天。那时他15岁，初三。之后他远离了颖韬，直到40年后找到她。面对徐星的镜头，颖韬为当年的举动深感懊悔。

　　“文革”期间，徐星很多时候是一个游荡者。他扒火车去过银川、包头、青岛。“之前还编个理由请假，后来都不编了。”在青岛时，一位好心的大哥收留他住在家里，当他看到这位大哥的一块手表时，产生了拿走的念头，他最终没那么做。多年以后，为了拍纪录片，他回到青岛，找到了那位大哥，为当年有过那样的想法而忏悔。“文革”时，当他游荡到沈阳的时候，曾经从百货商店里顺走过一把吉他。现在，五十多岁的徐星偶尔会从超市里顺走一包口香糖什么的，他觉得能让乏味的生活有些小刺激。

　　困顿的不合作者

　　《我的“文革”编年史》的商业运作挺成功，拿到法国，赚了些钱，但参与的人有好几个，到他手里就仨瓜俩枣，最后只得到几万块钱。

　　徐星如今在北京北四环外租了两居室的房子，租金有一半是他90岁的母亲支付。“我现在就是一个啃老族。”现在他基本没有收入来源，稿费也越来越少。有朋友愿意帮助他，在浙江、吉林，希望能为他谋得一份工作，等他把材料寄过去，一番折腾之后，最后都不了了之，没有下文。

　　他姐姐让他去申请每月三百多块的低保，也没有成功，因为他没有档案。他出国之后，已经找不到档案了，相关部门让他去“合理上访”。

　　徐星说他不会去上访的，他觉得自己内心的骄傲不能受到伤害。其实，他从小到大都是为自己内心的骄傲而活着。拍纪录片如此，写小说也是如此。他给自己的定义是：不合作者。

　　这样的艰难生活，徐星有非常郁闷的时候。为了消除郁闷，他就去跟底层的人说话。“我对底层的人很有感情，他们的生活是千姿百态的，特别鲜活。在城市高档社区里生活的人，生活特别苍白，你看见张三就等于看见李四，他们都打高尔夫球，都信佛，都会到庙里捐钱，全都一样。但在底层，卖肉的跟卖萝卜的肯定不一样，我现在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就是去买菜。”

　　徐星不做菜，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叫了外卖。喝的是一种朋友送给他的意大利烈酒。喝酒的那一刻，你能看到他脸上泛起的愉悦。餐桌上，聊起他1980年代写的小说，他变得兴奋起来。“文革”后，大量被归入“伤痕文学”的作品受到追捧，饱读中西文学的徐星认为那不算什么。“爷写这篇小说就是要让他们看看什么是文学。”

　　于是，全聚德烤鸭店清洁工徐星写出了《无主题变奏》，由此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1980年代，徐星迅速被全国的文艺青年所知晓。这个无名小卒获得了巨大的名声，这像是一个励志故事的开头。彼时的他也受到了类似今天韩寒所受到的质疑：一个刚从“文革”走过来的文学小青年，怎么可能在1981年就写出了充满现代主义气息的小说呢？

　　今天，徐星成为韩寒的反对者，他认为“韩三篇”会给年轻人带来很大的误导。他倒不认为方舟子是对的。“我不喜欢方舟子，我不喜欢科学，对19世纪的马车夫来说，蒸气机肯定是伪科学，科学标准应该是发展的。”他只是觉得韩寒凭其文学水准不应该获得今天的地位，“偶像应该破除”，他认为，对于那些哼哧哼哧码字而百投不中、连退稿都拿不到的文学青年来说，拿着上千万广告代言费的韩寒炫耀这样的成功“是不公平的”。

　　许多人问徐星，你这么早就出名，怎么就没换来财富呢？徐星反问，你倒是告诉我怎么换？在1980年代，连“市场经济”的概念都还没有。

　　徐星一直没钱，也不热衷于赚钱，他希望按照自己内心的自由原则去生活。他最怀念的是在全聚德做清洁工的日子，轻松、收入稳定。他现在对生活的要求极低，“我只需要满足最低程度的日常开销就行了。”

　　“指望纪录片挣钱吗？”

　　“指望，当然指望，能卖个大价钱我非常高兴。那我首先会把朋友的钱都还了，然后给女朋友买点儿礼物，也不错。但我不会为了卖钱，而屈从某种不是我的标准，所以，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徐星还记得，1985年发表《无主题变奏》时，拿到稿费，一高兴，买了一箱罐装青岛啤酒，他喝得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