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广东省今年尚未公布调薪方案,企业仍可以执行11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本刊记者在广州、东莞等地的采访中发现,大部分企业已经自动将最低工资调至1300元。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大朗分会副监事长李杰枝说,大多数企业家认为,稳定的外贸市场、高位运行的物价及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更影响企业的生存。只要市场还在,企业就有消化涨薪的空间。
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多位受访专家及企业主认为,在农民工工资的构成中,收入完全等于工资,没有包含基本的公共服务,造成了劳资双方的负担沉重。
何宇鹏说,比如教育,农民工子弟的读书问题在其工作居住城镇解决不了,本该由当地政府承担的义务教育责任就变成了个人承担。如果由个人承担,农民工必然要求涨工资,这是个人及家庭生活成本决定的。
杨军凯说,由于工厂附近的治安不好,为了员工的人身财产安全,公司与村委沟通,最后决定以各承担一半的形式增加岗亭。建设岗亭的钱,聘请治安员的钱企业都承担了一半。
再如,现行社会保障计算方式不够合理,增加了劳资双方的负担。社保金是按照城镇职工上年平均工资的60%去计算,但对于农民工个人来讲,其工资收入只相当于城市职工的55%,比参照线还低,保费偏重。
何宇鹏在武汉对工人工资所做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去掉加班工资,工人拿到手的就是最低工资。工人所需要的其他城镇社会服务均须个人购买,这实质上降低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打工的收入除去必要的开支,劳动者已经存不下什么钱了。武汉的调研表明,一个农民工个人缴齐职工社会保险,一年要承担2000元左右的“五险”,相当于农民当年人均纯收入的1/3,那是很高的水平。
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30%的缴付比例乘以上年平均工资的60%为18%,如果人工成本在利润里面占20%的话,这一部分就要去掉3.6个点的利润,但大部分中小企业盈利水平还没有达到5个点,如果照此执行的话,企业就意味着有可能要负债。因此,受访专家建议,扩充社会保险,将公共成本降下来,缓解农民工对工资的诉求,给企业更大的回旋空间。
在受访专家看来,应要求企业提供更多明晰的劳资信息和数据,以便掌握企业和行业的成本分析和利润情况,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供谈判依据,也为政府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以及财税制度调节提供研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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