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将物联网与电子政务结合,利用电子政务网发布物联网收集的一些信息,例如交通信息、环保信息、医保信息等。过去的电子政务网用于管理老百姓的多,用于为老百姓服务的少。政府买单建设的物联网,更多的是要服务于百姓,通过物联网拓展便民服务,这也应是中国的特点。
《瞭望》:2010年你率先提出理性思考,炮轰“十个过热”,从这两年看,现在情况如何?
邬贺铨:这两年理性多一点,也不像以前那么热火朝天。为什么呢?一方面,认识可能深化了一点,另一方面,开始蜂拥而上,标榜自己是物联网的企业,可没捞出多少金子来。它也知道炒完以后没效果,所以,它可能会冷静一点。但是,产业链长而分散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变。
虽然还有一些地方发展物联网还停留在表面上,但至少有一些地方并不是简单地做一个示范,已真正找到了应用结合点。像山西罗克佳华公司检测煤矿安全的应用,像作为农业示范的江苏宜兴智能养螃蟹,广东云浮温氏集团的养殖业物联网、大庆对采油设备的智能监控等等的应用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十二五”规划是一种引导
《瞭望》:作为国家物联网标准化专家委员会组长,你也参与了本次“十二五”规划的制定过程,你如何评价这个规划?
邬贺铨:可以说,规划至少是一种引导。物联网本身毕竟还是一个新的东西,它需要通过应用来让大家感受到其有用,感受到它并不是高不可攀的,是有实际效果的。所以,在这个规划里头,应用示范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规划明确了主要的应用领域和几大应用示范工程,通过应用带动产业发展,通过应用摸清我国物联网产业状况,通过应用培养人才。规划对于加强部门间和各地的统筹协调将起到指导意义。
《瞭望》:规划提到我国物联网现在还没有龙头企业,而2015年要出10家龙头企业,你觉得中国会有苹果这样的企业出来吗?
邬贺铨:物联网缺少龙头企业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物联网刚刚起来,现在谁都觉得物联网门槛很低,只要倒卖几个传感器,弄几个RFID都叫物联网企业,电冰箱里头加个传感器就叫物联网电冰箱。物联网看上去好像起步的门槛并不高,因此谁都相信自己是物联网企业,中国现在统计RFID的企业就有几百个,很难说这里边哪一家企业是龙头企业。但是真正要把物联网做好,技术难度还是相当高的。
另外还有一个统计上的问题,什么算物联网产品?统计上边界不清楚,因此很难说哪个企业是物联网企业。一些企业虽然也生产传感器或RFID,但它更为主要的是信息技术的其他产品,统计上作为IT企业而不是物联网企业,从这一意义上说,大部分企业都不是纯粹的物联网企业。
我是比较主张通过应用来带动龙头企业的。因为如果应用起来了,那么将来有可能把龙头带起来。像华为、中兴也在做物联网,但是它毕竟没有把主要的精力和金钱投入进来,它还没看准,究竟哪一个领域是它最值得投的。
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
《瞭望》:有人这样评价物联网的中国技术,说传感器还有RFID这个感知技术,以及产业高端的软件集成,这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而在网络技术和产业能力方面,差距还不是很大。你怎么评价?
邬贺铨:物联网的网络部分并不是为物联网而建的,很多物联网的应用并不需要专门建设通信网络,可以利用原有网。在通信技术方面,这几年华为、中兴等一批通信企业起来了,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跟国外的差距,相对其他的行业是缩小了。
但是在高端方面,我们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传感器我们高端的几乎没有。我们现在做一般的摄像头还可以,做测试温度的传感器可以,一些化学的传感器、高精度的陀螺仪,我们还依赖进口。
传感器为什么高端的没有呢?因为高端的专用传感器,市场规模不大,技术难度又比较高,一般企业是不愿意去做的,做完了没市场。美国的传感器做得不错,原因何在?美国是从军事应用先开始的。美国军用技术是不计成本的,军用承担了开发风险,再推到民用就能降低成本。
另外,我们的产、学、研、用结合不够。我们很多高校对一些关键的传感技术也有很多研究,但跟产业是脱节的,它的研究只在SCI论文上表现出来,而不能在实际的应用上表现出来。传感器本身是跨学科的,有物理、有化学、有各式各样的。而在这方面,我们的学校跨学科研究的就很少,这跟我们的教育体制也有关系,这也是我们的短板。还有,在高端软件集成这一块,也是这样。为什么呢?我们往往做IT的人软件做得不错,但是不懂行业的应用;行业的专业人才懂得自己行业的东西,又缺乏IT经验。
所以,物联网对我们的交叉学科,对我们的“产、学、研、用合作”,对我们的军民融合、寓军于民,都是一个挑战。
《瞭望》:关于行业标准这一块,你怎么看?
邬贺铨:物联网的行业标准是一个难题。有人说没标准,我说有很多标准。它的标准太乱太散。现在缺乏物联网的标准权威机构。国际上也一样。各自为政就导致这个标准不兼容,因此权威性不足,产业就很难上规模。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物联网的标准化是一个世界共同面对的难题,物联网是跨学科跨行业的,不像以前的标准其界线比较清楚,物联网的标准要么大家都不做,要么大家抢着做。现在谁都认为自己是物联网标准的主人,而不同行业的标准化机构之间的合作的气氛又不那么好。
《瞭望》:那现在迫切需要出台这个标准吗?
邬贺铨:标准的制订和出台之所以有障碍,是因为被各方面的利益所牵制。这里面既有技术问题,更多的还涉及利益格局问题。这涉及到体制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这比技术问题更难,需要政府统筹规划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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