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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文学（中）和老乡背着背篓穿行街巷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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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文学走在“毛坯路”上 |
作为寨子里最有出息的人，杨文学想让核桃寨有条路。
如今，这条土路正歪歪扭扭地从山脚爬上去。深深的山谷在一边，破败的村庄就在另一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这个寨子里，修路是“天大的事”。去年3月25日动工那天，一寨人都撇下了洋芋地，围到“挖挖机”前看热闹。
可这条总是被村民们挂在嘴边的路，看起来却寒酸极了：黄泥路面不到5米宽；一些地方积着碎石、落叶或几颗孤零零的小萝卜；还有段路被前夜的雨水冲软，人们将摩托车推上山时，就会在路面上留下七八厘米深的印痕。
杨文学梦想中的路，宽敞，平整，可以容两辆汽车交错驶过，至少也该是条水泥路。核桃寨的路距离他的目标还差得远。但现在，他只能看着那段路躺在山坡上，一点办法也没有。
其实，杨文学只是省城贵阳的一个“背篼”——那种背着箩筐在城里转悠、时刻准备卖力气的人。每将200斤的水泥背上三楼，他能赚到5毛钱。
外出打工后，前几年赚的钱变成了老家的一栋房子。之后的8年，他又攒下了13万元。
如今，这个37岁的农民工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为核桃寨修了一条路一条2500多米的“烂路”。
望山跑死猪
核桃寨里有核桃树、梧桐树，有一年一熟的苞米和洋芋，就是没有一条像样的路。
祖祖辈辈生长在这山里的人，踏出了一些一人多宽的小路。它们多在山崖边，孩子们走惯了，甚至能挥着竹竿在上面放牛。
不过，想要走出寨子，人们得翻两座山，有时没路了，面前是一面近乎直角的山壁，村民就扒着突出一点的岩石块小心翼翼地爬过去。
核桃寨就这样被困在山里。
从这里到达距离最近的汽车站，需要先用40多分钟下山，然后再在碎石遍布、几乎很少有车经过的通村公路上步行将近两个小时，最后才能到达。这是他们通往外面世界的唯一路径。
没有一辆汽车能开到寨里，甚至马车也不行。在杨文学的土路修通前，整个寨子连一辆摩托车都没有。山上所有生活必需品，都得由村民一点点背上去。
“好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山上背粪了。”杨文学站在家乡的山上回忆。几十年过去了，情况一点也没有发生改变。杨文学说这话的时候，一个不到10岁的小男孩正背着整筐粪球爬上来。他穿着不合身的迷彩服，头发乱糟糟的，鞋子已经被泥巴糊住了，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到了冬天，这里的温度降至零下，在外打工的儿女们会将钱寄回老家，让父母买一车煤过冬。可是，把煤搬回寨子却是个浩大的工程。
货车司机一路颠簸着开来，只负责将煤卸在通村公路的尽头。随后，买煤的那家就要喊上全寨的劳力去帮忙。几十个人一起背，穿山谷，上陡坡，每人背七八个来回，要将近8个小时才能将一冬天用的3吨煤运完。
背煤的这一天，主人家总得招待两三顿饭。饭菜只有山里人每天吃的那几样苞谷粒磨成粉末后制成的苞谷饭、酸菜豆米，条件好些的人家，还会切点年猪肉。
杨文学偏着头数了数，一年里，这样背煤的日子总有七八十天。他的邻居，45岁的杨贵昌则计算着，每背一趟煤，他至少得在路上歇9次。
“通路了，就有车了嘛！有车我们就再不费力了嘛！”杨贵昌大声说。但随后他又摇摇头补充了一句，“我们这里，没见过车！”
没车进来，更没车出去。每户年产近万斤的苞谷和洋芋，只能跟着农民们待在这没什么出路的村庄。人们留够了口粮，剩下的一部分喂了猪，另一部分干脆就烂在地里。谁都知道，集上的洋芋能卖1元一斤。可没有车，谁也送不走这么多粮食。
在这里的土地上，人们就算再勤劳肯干，也没有收入和存款。
杨文学还记得，寨子里曾经有人想赶猪去集上卖，结果，猪在翻山的路上累死了。
怕是这辈子通不了路了
路，是寨子里的人们最常说起的话题。因此，当去年正月十五杨文学独自一人回到老家时，他毫不意外地在父母的土坯房里再次听人提起。
几个过来探望杨文学的老人与他一起围坐在火炉桌前，每人面前都摆着杯苞谷酒。大家谈了一个多小时后，话题就落在了“路”上。
“我们这里还是需要修条路。”有人说。
另外一个老人叹了口气，“难，怕是这辈子通不了路了。”
在老人们看来，如果有人来牵头修路，最可能就是杨文学。因为至少在核桃寨里，他的存款数量“算得上最多的”。
还在1998年的时候，杨文学就离开了贫穷的村庄。他先是去昆明当建筑工人，但是那里的活路并不好找。一年之后，他到六盘水的小煤窑背煤。在煤窑里，工人们只能弓着身子爬行。或许是受到每吨煤15块钱“高工资”的激励，杨文学在洞里面“背得可凶”，一天能背出来6吨。运气好的时候，他被分在离洞口近的地方，每天能背接近10吨。
只要隔3个小时能吃上一顿馒头，这个身高1.6米的男人就觉得很满足了。他在煤窑里工作了一年半，直到有一天，他把一筐煤背出来不久，身后就传来“轰”一声巨响，煤窑塌了。从此他再也不敢做这样危险的活儿了。
12年前，杨文学成了贵阳的“背篼”。他怕“和人抢不过”，不敢进城中心，就一直生活在城郊的望城坡。
他使用的背篓是从老家带过来的。为了防止藤条将后背割伤，妻子特意用化肥袋子缝制了一个厚厚的背垫。在做“背篼”最初的几年里，每天清早6点多，杨文学就已经站在街边等活路了。他背过各种建筑材料，也背过冰箱和保险柜。背砖的时候，一摞砖头从背篓里斜伸出来，他只能弯着腰、叉着手往前走。在他看来，背水泥是最好的活儿，每背200斤水泥上三楼，就能赚到5毛钱，如果是背到五楼，“那可就有两块钱了”，他非常满意地说。
后来，他将妻子和4个孩子从乡下接到贵阳，妻子也当起了“背篼”。
靠着这些肩扛手抬的活儿，他们每月能赚五六千元。不过，这一家六口小心翼翼地使用每一分钱。他们住在城郊的一幢“农民房”里，从聚满“背篼”的天桥上走下来，穿过一片垃圾堆就到。这不是栋结实的建筑，以至于邻居家有人跺脚，整个一层地板都跟着发颤。
不过，两间房仅收月租200元，这就是让杨文学满意的地方。即使是白天，这个家也黑乎乎的，只有来客人的时候才拉亮一个灯泡。他今年从乡下背来的腊肉，挂在布满霉斑的墙上。地上堆着用化肥袋子装着的洋芋，那也是他从核桃寨背过来的。
去年年末，小偷掰弯了窗上的铁栏杆，溜进来，从睡着的杨文学身边偷走了200块钱。这让杨文学心疼坏了，因此，他除了从老家背回了吃食，还带回了一只看门狗。
即便在贵阳过着如此窘迫的日子，他仍觉得，这比寨子里的生活好多了。
或许正因如此，去年正月十五那天，老人们在杨文学面前端起了酒杯，叹息着，“就是缺个牵头的人啊……”
刚刚攒下13万元的杨文学沉默了一会儿，又喝下了两杯苞谷酒，然后拍了下桌子，说：“我来修。”
要是没路，修了房子也没意思
那是个突如其来的念头，杨文学承认。他回忆起，自己此前从来没有动过一次修路的想法。
这绝不是个轻松的工程。此前的十几年间，政府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要把“串寨路”修好，有一次甚至已经将路段按组别分派给当地百姓，由政府买材料，百姓“投工投劳”，但最后仍然不了了之。
而在去年元宵节以前，杨文学也从未想过自己会与修路有什么关系。那时，这个揣着几千块钱回寨子的男人的首要任务，是把老家的房子装修好。
房子是在2008年砌起来的，一切建筑材料都要雇人从山下背上来。在村里，这算得上一栋顶气派的房子。灰砖垒成了二层楼，一楼是厅堂和厨房，二楼则隔出了三室一厅，明亮宽敞。按照城市的习惯，杨文学甚至曾经考虑要不要在屋内搞出一个“卫生间”。
今年2月8日，当杨文学再次回到这座新房时，他指着二楼的房间说：“喏，这两间是给孩子的，另外一间是我和老婆的卧室。”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表情神气极了，脚下却踩着满地的砂土，和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木材。
“走，再上楼顶看看，我搭了个‘炮楼’。”他冲记者比划着。不过，楼顶堆满了落叶，不知是谁将婴儿的衣服晾在了这座疏于照料的房子顶上。
每过农历新年时，他会回到这座房子里来看看，然后在临走时小心地用一张胶合板挡上空荡荡的门洞。但对于房子的一切梦想，很快就让位于“路”了。
就在他拍着桌子决定修路的那天晚上，和孩子们待在贵阳的妻子接到了杨文学的电话：“我要在老家修路，多晃几天再回贵阳。”
“挖路是个好大的事情，咱家那些钱，也修不起啊！”妻子着急了。
“要是没有路，修了房子也没意思。”杨文学并不动摇。更何况，他的父母也巴望着修路。父亲已经61岁了，按照村里的传统，一户人家要背煤，全村每家人就都得出一个劳力。儿子不在身边，杨文学的老父亲就得像其他人一样，每年总有七八十天耗在背煤的路上。
第二天一早，杨文学就找寨上几位“主要人物”说了自己的想法。这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民工回忆起，他们甚至没有画过一张图，只是“站在半山腰指了指”，就确定了整个路径。
山坡上将劈出这样一条路来：以寨子最远端为尽头，穿过杉树林，从山上一路弯弯转转，最后停在山脚一道四五米深的沟谷前。冬天，这里没有水，满地都是旁边小学的孩子们丢弃的火腿肠包装纸；到了夏天，几十厘米深的河水就会从这里流过。杨文学打算在山谷前修一道石桥，让车子从山谷那边一直驶进村寨。
十几年前,杨文学初中毕业回到寨子里来，曾做过3年生产组长，组织全寨人去修通村公路。除了这些遥远的记忆外，他再没有一点关于“修路”的经验了。对于这个37岁的男人来说，这是一项十分陌生的工程，以至于刚开始时，他甚至说不准自己最后大概得掏出多少钱，耗掉多少时间。
难题很快就来了。路从山谷过来，先要经过熊家寨两户人家的山地，才能进入核桃寨。乡政府给第一家出了6000元，协调其借出地方，可第二户人家却怎么也不答应，说是万一路修不成，不白搭了家里的土地？最后，杨文学只好承诺自己会掏出21000元“买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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