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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桃寨村民当“背篼”凑钱的账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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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文学在自家门前 |
钱，钱，钱，钱，没钱了 根据寨子里风水先生的说法，杨文学选在2011年3月25日开工。
镇上黄色的挖掘机从那条坑坑洼洼的通村公路上开过来，临近山谷将要越过第一道沟坎时，差点翻车。不过，人们仍然相信这是一个好日子，几十米长的鞭炮在地面炸响，烟雾弥漫了小半个山谷。
背着婴儿的母亲、正在地里栽洋芋的老人、满山奔跑的孩子都被吸引了过来。就连一只黄狗也围在那里打转。
“我想用5万到10万元左右，先把这条路修通。”杨文学穿着一身新西装，一本正经地回答着前去采访的县电视台记者。
此前一天，这个因为“没好多知识”不敢去银行存钱的农民工，从贵阳家里的衣柜里取出了两万块钱，装进背包，然后一路抱紧背包回到核桃寨。“当时除了请挖掘机，我不晓得还要干吗。”杨文学说，他一直以为“把路挖开，把桥随便一砌，应该就可以了”。
于是，他把钱留在寨上，又继续回贵阳做工赚钱。
57岁的大哥杨文书在寨子里帮忙打理这一切。在一个黑色笔记本上，他用钢笔写下了一页很简单的明细：
“杨文学付修路现金记：2011年3月25日，20000元；4月9日，60000元；4月17日，30000元；5月3日，20000元。共计130000元，支付总计123950元。”
以上这4天，大概就是杨文学揣着“巨款”回到核桃寨的日子。而其余的时间里，他都在贵阳继续自己的“背篼”生活。
正因如此，这条路诞生的很多时刻，杨文学都是缺席者。他并没有看到，几百米的巨石堆如何被打洞、埋炸药，再轰隆隆地炸个粉碎；他也没有看到，挖掘机挖坏了暴露在山林里的水管，一个穿粉色运动服的小女孩在山下装满水，将白色的塑料水桶用两根绳子系在身上，以一种类似鸵鸟的姿势缓慢地爬上山。
杨文学的存款变得越来越少。3个孩子上了半年英语补习班后，已经交不起补课费了。他们委屈地告诉妈妈：“老师总让我们去办公室。”
像很多孩子一样，过年是他们最高兴的日子。但是在河滨公园的游乐设施外，当他们想进去玩时，妈妈扯住了他们的衣服，“票太贵了，咱们就在外面看看吧。”
杨文学直到现在还记得，娃儿生病去住院，医生让交1000元的押金，可他们那时身上仅有借来的500元。好说歹说住上了院，几天过后孩子病稍好，他就“把孩子偷出来跑了”。
如果按照原有的生活轨迹发展，这家人的日子不该过成这样。杨文学脑筋转得快，懂得如何做生意。每次被雇去背货后，临走前，他总是一边展开皱巴巴的人民币，一边笑呵呵地问一句：“老板，你留个我电话吧，下次要背东西还找我。”
这种殷勤带来了回头客。如今，他已经不需要站在大街上“等活路”了。只要每天早上打开手机，活路就会找到他。
或者，当工地的工头要雇人卸下一车砖头时，其他“背篼”总是争先恐后、蜂拥而上。只有杨文学首先想到和工头谈谈“卸一整车的价钱”。价钱谈拢后，他再像个“工头”似地分包给其他“背篼”。
2006年的时候，他甚至花1.5万元买下了一台水泥搅拌机，有时出租给工地，一天就能赚个100多块钱。
但从开始修路那一天起，钱就像自来水一样哗啦啦地流出去。挖掘机每天要拿走2000元，如果从村子里雇人铲石、整路，还要每天给出50元。
“给他们自己修路，寨子里的人还要钱，你不难受？”旁人诧异地问。
“那也没得办法。”杨文学低着头小声说，“有些家有工出，有些家在外头打工没工出，不给钱怕不公平。”
仅仅就在开工后的一个半月，5月3日，他将最后一笔两万元带回老家，只给妻子和孩子留下了几千元周转的钱。
没过几天，核桃寨的路停工了。
给修路凑点钱吧 停工前，2.5公里的路已经出来了形状。
“这里就是我修的路。”杨文学站在山上，像个将军似的把手臂挥动了半圈。
路，像条带子似的绕着这座山，最宽的地方仅够两辆车紧挨着交错而过，最窄的地方不到两米。即便如此，自打这条路挖开后，摩托车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在核桃寨。当然，遇到沟沟坎坎的时候，骑士还是得喊上两三个人一起把车抬过去。
去年5月份的一场大雨，冲着石头从山上砸下来。已经回到贵阳的杨文学当晚就接到了乡亲的电话：“下大雨，到处垮完啦！”
如今，大大小小的石头就竖在路面上。“原来好好的路，现在出坑了。心疼得很呦，但还是没办法。”他别扭地笑了一下。
核桃寨的路已经停工10个月了。可当杨文学走在这条路上，还是习惯像个规划师那样到处比划。
他拍了拍一侧的山壁，“这段都得修上堡坎，要不下大雨就塌。”
“还得砌边沟。”他笃定地指着地面，边沟可以防止雨水淹没路面。
随后，他又让身边的记者往地势较低的地方看。除了斜坡上的一片树林，那里再看不到什么了，可杨文学知道，里面还藏着3户人家。那些更加偏僻的人家曾经找到他，希望“既然修路，就绕点道把这边也修上”。如果接下来还能动工，杨文学就打算把路接到那里。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把路从石头里扒出来。”杨文学认真地说，似乎忘了脚下的路已经停工很久了。
被迫停下来时，工程正修到横跨沟谷的那座桥。在那之前几天，杨文学刚刚从镇上买来了10多方石头。穿斗车把石头直接倒进了沟谷，村民们再从谷里把它们抬上来。人们已经砌好了桥墩，但6米长的桥终究没能架起来。
县交通局派人来看过一次，发现即便把桥修好，对面的山坡也太陡了，车根本无法开上去。唯一的办法是放弃这个桥墩，在位置更高的地方修一座20米的桥，通往对面的山坡。
搭在石桥上的两万多元就这样打了水漂。杨文学没钱了，修路也就停下了。因为“可惜那些石头，怕大水一来就把它们冲走”，他还是让村民把石头从山谷里抬到路面上。随后，他回到了贵阳。
但这一次，他并非独自一人回到城市。与他一起的，是20多个也想去城里“闯世界”的乡亲。与杨文学一样，他们都当起了“背篼”。
当人们聚在杨文学在贵阳的家里时，同寨里不太爱说话的杨国志开了腔：“杨文学也有娃儿有老婆，我们能帮点就帮点，给修路凑点钱吧。”在这间昏暗的屋子里，大部分人都表示了同意。
在他们自己看来，这并不算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决定。他们每天聚在工地附近，等着帮建筑工地卸货，或帮老太太背菜。有时，等活儿要远远超过干活儿的时间，他们就将背篓放倒，坐在上面，抽着烟，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
每当他们把1元、5元的纸币攒到100元时，就会从中拿出一部分，交给杨文学。
为此，杨文学特意到市中心人民广场地下的大超市里买了本黑皮的“现金日记账”，并在第一页工工整整地写下，“组团背篼捐款名单”。
“2011年5月份，杨文章20，杨文勇20，杨国志20，李买全20……”根据乡亲们自己的要求，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那笔捐款后歪歪扭扭地签下名字，并按了红指印。
但这样的时间并不长。当账簿只写了6页，时间只过了一个月，钱款仅仅累计到1480元时，杨文学就和乡亲们同时意识到，这个行动已经难以继续了。“他们刚来贵阳，路不熟，根本找不到活路。”
一些人选择返回村寨，另外十几个人则决定留下来。不过，扣除房租、伙食费和寄给家里的钱，他们几乎也没什么结余了。
核桃寨的路，又失去了希望。
路，对贵州人来说最最重要的东西 在以“八山一水一分田”著称的贵州，对路的渴望并不是件稀罕事。
就在杨文学修路失败的几个月后，共青团贵州省委发起的公益项目“春晖行动”的工作人员在当地晚报上发现了这条新闻。随后，春晖行动发展基金会计划拨款10万元到团县委，作为项目资金资助杨文学修路。
一位工作人员发现，在这个以“反哺故土”为理念的项目里，“修路的项目几乎超过70%，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可路对贵州人来说，又是最最重要的东西”。
贵州师范大学的大四学生吕琦，出生在威宁县吕家河村，那里与杨文学所在的织金县同属毕节。与核桃寨一样，吕家河村也被“困”在一座山上。人们下国道后，必须过一片沼泽，再上陡坡，才能到达村庄。
一到下雨天，这条泥巴路就垮了，车轮陷进去40多厘米深。即便天晴的时候，路也难走。如果想用拖拉机往村里运送建筑材料，必须十来个人一路将拖拉机推上坡。
后来，“春晖行动”资助给这个年轻人5万元，他又与弟弟、同学一起在贵阳寻到90多万元的赞助。如今，从吕家河村通往国道的水泥路，马上就要修成了。
相比之下，核桃寨通路更显得遥遥无期。春晖的10万元并不够他修起那座桥。
可是杨文学还没打算放弃，他始终念念不忘这条路。去年年末，他在背背篼的时候，听说自己的主顾有朋友认识省公路局的人，就想方设法求人带自己去公路局求助。
这一次，事情比想象中顺利得多。去年12月27日，当地报纸刊登了这样的消息：贵州省公路局决定于近日立项，拨付专款15万元用于核桃寨修路。如今，这笔钱已经打到县交通局的账上。修桥的钱够了，只等杨文学找到一家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
“贵州也已经开春了，说不定，下个月我们就能动工！”3月27日，杨文学这样说道。
其实，早在2月里，杨文学的大哥杨文书就在寨子里召集了一个会议。核桃寨人现在的想法是，“只要政府出钱，我们就出劳力”。
杨文学觉得，路终归是能通的。
不过，一切还远未到结束的时刻，“修好这条路，我还希望能平一平接着村口的通村公路，路好了，就能有车来回跑了。”
前段时间，同样执著于修路的吕琦来到核桃寨。看着杨文学的这条路，他估算着，“要全修好，怕是要上百万。”
旁人善意地提醒杨文学，想想自己那可怜的钱包。但他总是一脸轻松地回答：“钱不够，我去赚嘛，边修边赚。”
说这话的时候，杨文学正站在自家尚未装修的新房门口。他为核桃寨修的路，打房子背后的斜上方山坡通过。从这条路到他家，还要在陡峭的土坡上绕几个来回。这条路，最终并没有通到杨文学自己的家。
“这里太陡，实在没法修路了。”他只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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