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璞：教授“绝食抗议”前后

　　下午3点，在MBA办公室里，通许县副县长张毅让史璞感到“比较朴实”，“他口口声声给我汇报。先说这次通许县出现的问题是例外，县里正在整改。我打断他，据我所知，通许县的事在五六年前即有报料。见我反驳，他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第一，赶快公开在省级以上媒体道歉，争取社会的接受。其次，赶快给上级领导写检查。第三，赶快采取有效整改措施。”

　　他特意挑明此次静坐的“4个关键词”：315、食品安全、教授、绝食抗议，“如果有人敢抓我，后面再加一条，被抓。”

　　副县长听后，“立即表示回去后，先把道歉信发在县网站上，待领导班子研究一番，再将情况与我交流。”

　　那晚11时过后，史璞不见道歉信挂在通许县门户网站上。第二天上午，对方也无来电。“我知道，他们变了。”

　　“……14日上午，有人通过我的直接上司施压，瞎眼了！……有种的给我1颗黑子弹，感谢你让我做闻一多第二！”

　　“……下午，片警询问我是不是明天要绝食。我答：明天上午9点，独自1人，紫荆山毛主席像，绝食抗议！我不怕被抓，不怕（刑诉法）73条！”

　　史璞想起，14日下午5点多，与片警通话完不久，张副县长来电，他又来学院，想再度相见。“我是死活不见”，尔后，凡学校来电、来人敲门，史璞一概不理。

　　对于他的执着倔强，老友乔赢深有感触，“他往往出于良好用心，指出对方身上存在的毛病。如果他说的是对的，别人知错不改，他便会异常恼怒，宁肯采用偏激一点的手法，让对方注意，惹来满城风雨。他深知他处事上的短板，常称自己是不能下海的，可这就是他的个性。”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困惑

　　“3月15日早7点，我像往常一样醒来。掐准我家到紫荆山广场的时间，我翻出一块皱巴巴的白布，裁好，熨平，然后下楼买粗笔。”

　　“8：05分，我离开家。出门前，我可什么也没吃。45分钟后，我到达目的地，先环绕四周一圈，确定有无上访人等。行动前，我计划不能有任何偏差，遵循5条原则：第一，我不是上访；第二，不能聚众；第三，不涉及到游行；第四，不涉及与政府对抗；第五，不能影响周围环境秩序。

　　“9点，上班高峰期刚过，我面向紫荆桥东，在毛泽东人像前的台阶坐下。不一会，那个郑姓女生来了。好几年不见，我一时都认不出她。她请求我别坐这儿，我说既然来了，你就别劝了。见说服不了我，她无奈离开。

　　“她走后，我前面又冒出一老头。他喊起口号，我立马撵他走，我的事跟你的事没沾，你别瞎起哄。这时，由学校党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保卫处一行十来个人也赶到，他们是校方临时成立的‘维稳’小组。MBA学院党委书记王颢上前一拍我肩说，走吧走吧。我说，你没看见旁边有人拍照？万一这时上传网上，别人误解我是被你们带走的，反倒麻烦。不如你们都站在毛主席像背后，省得产生负作用。

　　“10点钟，落雨纷纷。桥下行人匆匆，来往车辆川流不息，没人在意我坐在里面干啥。面对空旷的雨地，我内心蒙生一阵凄凉。我像一个电台播音员，眼里不见观众，不知道在对谁说话。为之奋斗的事情真有效？虽说为大家吃饭的事，但好像跟我没关系，这样做到底值不值？过后，心渐渐静了下来，我感觉自己像一颗小石子，尽管渺小，但投进水面，却让四周泛起涟漪甚至波浪。这就是我行动的意义。”餐馆里，史璞平静地讲述。

　　那天上午，他不敢轻易挪动。中午，一个女人上前与他攀谈，既而当他面高唱红歌，他只得慌忙避开。有人劝他进食，校宣传部副部长也说，你都五十多的人了，何必找罪受？还有六十多岁的姐姐，在电话里直哭。

　　“第二天，我问‘维稳’的人，为什么当时不把我拉走？他们说，事先就没想拉走我。14日，他们内部曾开会。会上，没有一人定性我这次做错。他们只是害怕我会体力不支，导致出现新问题。”史璞微笑说。

　　下午3点来钟，校工会主席的到来，让他心里有底，“他来代表了关心，也是上面意思有变”，探明省委领导已作批示，他心说行动目的达到了，“本想待到晚上6点。但这时再不撤，就是我有问题。”

　　16日清晨，史璞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她告诉他，从北京五道口到清华园，她为他跑遍报亭，一气买下二十多份报道他的报纸，快递给他。手机这边，他激动得哽咽难语，“你做了什么？你不就是往那儿坐了一下？可带来的社会效应与回报，远比付出的要多。这证明这个社会的基本良知还没泯灭，就像大家睡到早上该醒了，忽有一闹钟将人唤起。”

　　在校车上，朱新涛听到有人议论，史璞是做秀。他没吭声，心想，“做秀要看对社会有利还是无利。如果有利，真做秀又有何不可？总之，史璞这次干得漂亮。” 声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经济系教授霍彦立，在校与史璞同是“四大才子”之一。15日下午，他也曾赶往紫荆山广场，可惜晚到一步。他直言欣赏史璞，“他所做的事情不管给他带来荣誉、利益还是误解、诋毁，都会让其他人从中受益。如果有麻烦、需付代价则是他个人承担。”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做了这件事？我也在思考。有一件事对我影响终生，“文革”时我8岁，跟着一群人批斗我的老师。等我当知青报考大学时，他却仍记挂我，来我家为我送复习资料。所以我常对我的学生们说，如果我对你们不负责，我又怎么见我的老师？”说时，史璞眼里透出一丝迷惘。

　　“这两天，我都在困惑。我本想引导大家更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却演变成大家关注我。这绝不是我的初衷。我还忧虑这件事会不会影响河南人的形象，会不会影响通许县的主要经济？那里毕竟是河南主要生猪基地，可不能将这一行业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