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兄弟失和成秘案 曾想翻译色情小说未果

　　《周作人译文全集》出版，1100万字译作首度结集

　　记者日前获悉，由著名周作人研究者止庵编订而成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即将出版面世。据悉，编订该套丛书，止庵先生耗时十五年方成。周作人一生著译传世约1100万字，其中翻译作品居一半有余。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周作人的翻译成就一直被他的政治问题遮蔽。

　　新书上架之际，止庵接受了本报专访。他告诉记者，“周作人的翻译作品是20世纪值得重视的文化遗产。对于研究20世纪中国的翻译文学史，研究尤其是古希腊、日本的古典文学作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语言的流变，研究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周作人的翻译成就都是绕不过去的珍贵学术材料。”

　　采写及图 本报记者 吴波

　　重新评判周作人的翻译成就

　　据介绍，《周作人译文全集》全11卷，7000余页，汇编了目前所见周作人所有将外文译为中文的作品。周作人译作时间上起自1905年《侠女奴》，下迄至1966年未竟之《平家物语》，跨度长达60余年。《全集》第一至四卷收录其古希腊文译作；第五至八卷为日文译作；第九、十卷主要为英文及世界语译作；第十一卷为用文言文翻译的作品。作为首次全面整理出版的周作人译文全集，书中近1/3的内容自原书首版之后数十年来一直持续绝版；某些材料如第八卷“其他日文译作”中的《瞎子做梦》(总计一万余字)更是从未面世。

　　直到现在，周作人仍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止庵强调，“无论怎样，他在翻译领域的成就恐怕要被许多研究者重新评判。”

　　15年前，止庵告诉记者，他在读《知堂回想录》时，注意到周作人曾经翻译过一本《希腊神话》。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为文化基金会翻译这本2000年前的著作并赚取稿费，成为周作人能够留在北平的理由。此后，这本书几经重译，波折不断。而1966年，他最终在遗嘱里写道：“但是阿波[罗]多洛斯的神话译本，高阁十余年尚未能出版，则亦是幻想罢了。”

　　止庵说，他感觉很奇怪：又40年过去了，为什么这本书一直没能出版？他找到周家，惊喜地发现这本书的手稿其实还在。

　　1949年以后，周作人为上海出版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社做翻译。后来出版归为国营，他的译稿都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他成为特约翻译，译作也通过这里出版。由此，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保留着周作人的手稿。这些手稿被周家人从出版社取回了五六千页，但是《日本狂言选》的增订本和5万多字的部分《平家物语》译稿丢失了。止庵想：天底下就这么一部《希腊神话》手稿，万一有什么变故遗失了怎么办？他开始联系出版社，整理书稿，使得它最终在1999年由对外翻译出版社出版。

　　出版全集的工作量巨大。止庵除了把自己十年来出版过的周作人作品重新校对，还得把1905年起的周作人译作找齐，包括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零散单篇译文和在香港出版的作品等。在周家的帮助下，他们还复印了一些图书馆不外借的孤本。最麻烦的是，止庵必须对底本加以甄别，并参校他本。到底采用哪个版本，他要根据手稿和各个版本考虑再三，有时甚至还得找来日文原著参照。为了让这套书保持一致性，止庵参照周作人的标点方法不用顿号、惊叹号、冒号，将几篇只有断句的文言文译作标上标点。这项繁琐的工作翻来覆去做了好几遍。

　　高产译者的纠结人生

　　周作人从1905年翻译开始自己的整个文学生涯。他跟鲁迅合作以文言文翻译《域外小说集》，五四前后又译了《点滴》等，都是人道主义和现实题材的作品，还有意识地涉及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各种门类，对当时的短篇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直到上世纪20年代中期，翻译作品才开始减少。日本侵华后，周作人“附逆”一事成为他的一个大污点，他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掉入低谷。1945年他被捕入狱，郑振铎即在《惜周作人》一文中写道，应该“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

　　而在入狱前，他其实就已经表示过自己愿意“折笔改业为译人”。1947年，周作人在监狱里重新开始翻译。即使政治上有问题，他还是在1949年以后正式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并以此谋生当时没有几位懂古希腊文的人。1950年，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登门拜访周作人，请他翻译《伊索寓言》。后来周作人第一本译作出版，就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帮忙介绍的，巴金又给他担任校对。其实，1953年，法院判决剥夺周作人政治权利，“按理来说他没有写作发表的权利，但法令根本没执行，”止庵说，“因为胡乔木、周扬、郑振铎等文艺界领导对他古希腊和日本古典文学翻译方面才华的承认，让他得以译书出版。”就这样，1949年以后的周作人迎来了他翻译的第二个高峰期。到1963年，他用“周启明”一名，陆续出版了十余部书。

　　周作人曾想翻译井原西鹤的《西鹤一代女》(即《好色一代女》)，出版社觉得有点涉及色情，不敢出版，他也就搁置下来。但总的来讲，他的翻译工作还是有很大的主动性。他曾在出版总署出的一个杂志上写过翻译计划，参与讨论应该翻译什么样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经常拿整个出版计划请他提意见，周作人俨然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从64岁到81岁，周作人连著带译将近600万字，在如今的11卷译文集中占到8卷多以现在的眼光判断，这些文字并未受到当时的时代局限。

　　五四时期提出“人的文学”

　　周作人以前在绍兴中学教英文，1917年来到北大，先当国史编纂处的编纂，很快做了大学教授。这时，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已经发表，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了。

　　周作人来北京后马上遇到张勋复辟，这件事情对他产生很大触动。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以后，在1918年的时候开始投身新文化运动。一开始他是以一个翻译家的身份出现，主要是发表一些翻译作品。比如那时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叫《贞操论》，是日本的与谢野晶子写的随笔，跟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同一期《新青年》上。兄弟两人就此为天下广知。

　　1918年年底，周作人写了一篇非常有名、非常重要的文章叫《人的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早第一代人比如像胡适、陈独秀主要定义为一个白话文运动，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文。但是周作人认为，白话文也可以传达旧思想，它只是一个工具，改了一个工具可能换汤不换药。因此他提出“人的文学”这个概念，他认为新文化和旧文化的区别是人的文学和非人的文学。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二阶段的一个代表性的文章。

　　兄弟失和成历史秘案

　　止庵认为，周家兄弟失和到现在为止，知情人全都不在人世了。当时知情人有鲁迅、周作人、周作人的太太以及他们的两个朋友，一个是姓张，一个姓徐。但这些人都没有留下任何的明确说明。现在我们见到的只有鲁迅的日记，里边也没有详细介绍。周作人的日记当时可能有详细记载，但是他把它剪掉了。现在只有一封周作人给鲁迅写的信，第一句话是“我才知道”，才知道什么呢，他也没说。所以，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只能存疑，它确实发生了一件事，失和了，什么原因？我们确实不知道。

　　对话止庵：

　　世人读书要严防三误区

　　一曰“受惑”，二曰“从众”，三曰“趋时”。

　　止庵：原名王进文，1959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系。做过医生、记者等。出版有《樗下随笔》、《如面谈》、《俯仰集》、《樗下读庄》等著作，并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废名文集》等。

　　广州日报：《周作人译文全集》耗费15年的时间和精力，您自己如何看自己这次备受关注的成果？

　　止庵：我编辑周作人的作品，是从不拿钱开始的。十几年前出的《苦雨斋译丛》第一辑。后来编的书虽然有编辑费，但也是很少的钱。对于在外企工作11年，也做过出版社副总编辑的我来说，并不指望编书这件事儿赚钱。既然如此，就不如好好把它当作一件有趣的事。

　　世人读书要严防三个误区：一曰“受惑”，二曰“从众”，三曰“趋时”。谁都知道“炒作”是恶言语，但是此等商业宣传手段往往见效，说明信以为真者不乏其人。殊不知一本书的价值，正在于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是乃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此所以有“永恒”一说。

　　编书对于我来说，实在是读书的副产品。喜欢的书没有好版本，不如自己来编。关于周作人，总觉得大家无论要说什么，都得先把他所写的书和所译的书读过才行，而目前最欠缺的还在这些著作的整理和出版方面。而我十几年来在这方面做的，首先满足的倒是自己的需要。我没有念过文科，又不在大学或研究所工作，做此类事甚是不易；假如有人先行做了，我乐得坐享其成。

　　广州日报：这次出版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在编订上有什么特点，有哪些困难？

　　止庵：周作人的翻译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选目、译文和注释。他“五四”时期翻译的欧洲、日本的现实主义小说，多为名家之作，特别是被后人所称道的古希腊名著如《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路吉阿诺斯的对话》等更是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另外，他精通古希腊文、日文和英文，在上世纪20年代他翻译的作品在日本就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更是当时中国古希腊文学翻译的“开创者”。1949年~1966年他64~81岁的这段时间，虽然高龄但却是他最为“高产”的时期，足足有400多万字的作品问世。可以说，他这段时间翻译的作品是不可替代的“唯一”。

　　第三，他的注文很少受当时主流话语体系和正统思维方式限制，并且由于特别注重对古希腊喜剧、悲剧背后的神话以及日本民俗的认真研究，他的注文极为丰富，往往与正文字数相当甚至超过了正文，很好看。

　　全书文字校订，除改正此前印本明显错字外，还将繁体改为简体，但可通假者及作者习惯用法，仍予保留。人名、地名译法，悉从其旧。同一字的用法，同一人、地名称，仅在一篇之内予以统一。

　　广州日报：他翻译的大量是希腊经典，还有日本的名作，日本的文学对他有没有什么影响？

　　止庵：他曾经说过，他理的方面是从古希腊来的，行的方面是从日本来的。他1906年~1911年在日本留学，他这个留学实际上跟咱们现在的留学不一样，他除了学日语和希腊语之外没有学别的东西，他本来到日本留学，因为近视得很厉害，本来在南京水师学堂，就改学建筑，到了日本，但主要还是学的语言。学语言之后，他在日本学了日语和希腊语。从上世纪20年代起，他就开始用希腊语、日语翻译一些东西。到1949年以后，因为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他译了很多书，比如现在我们知道的《古事记》、古希腊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现在还没有替代译品。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