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打捞”周作人

　　11卷、7000页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将作为“译人”的周作人重新还原。这一次是周作人译文的原貌与全貌。编者打磨掉当时时代的局限与遮蔽，让周作人的思想与观点得以真切呈现。

　　本刊记者/万佳欢

　　直到现在，周作人仍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但无论怎样，他在翻译领域的成就恐怕要被许多研究者重新评判。11大卷、总计7000余页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将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版。

　　这套书囊括了目前所见周作人所有译文作品，包括近三分之一自原书面世之后数十年来一直持续绝版的内容，更收录了一万余字从未面世过的译作、日本“落语”（相声）《瞎子做梦》。

　　文集中所收书目翻译时间从1905年到1966年，横跨周氏的大半生。而对它的整理出版，也让周作人研究者止庵从30余岁忙活到50岁。

　　正如周作人淡朴典雅的译文，这套书最后的呈现方式极为朴素：没有页眉、添加的插图；没有总序，只有一个说明性质的凡例。“编者应该集中精力在编上，而不是在论上。”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编书主张“不要妄改”。15年来，止庵根据周作人手稿将过去出版中的删减和改动一一恢复，希望以此呈现周作人原本想呈现的面目，并让读者和研究者能看到译者极富见地的注文，读出周作人不那么正统的、“在野不在朝”的选目趣味，以及带有批判色彩的个人思想。

　　恢复周作人译文

　　15年前，止庵在读《知堂回想录》时，注意到周作人曾经翻译过一本《希腊神话》。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为文化基金会翻译这本2000年前的著作并赚取稿费，成为周作人能够留在北平的理由。此后，这本书几经重译，波折不断。而1966年，他最终在遗嘱里写道：“但是阿波[罗]多洛斯的神话译本，高阁十余年尚未能出板，则亦是幻想罢了。”

　　止庵十分奇怪：又40年过去了，为什么这本书一直没能出版？

　　他找到周家，惊喜地发现这本书的手稿其实还在。199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打电话到周作人家里，告知他们要清理所有存稿，通知家属过去拿周作人的手稿。

　　1949年以后，周作人为上海出版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社做翻译。后来出版归为国营，他的译稿都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也成为这里的特约翻译，译作也通过这里出版。由此，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保留着周作人的手稿。这些手稿被周家人从出版社取回了五六千页，但是《日本狂言选》的增订本和5万多字的部分《平家物语》译稿丢失了。

　　止庵想，天底下就这么一部《希腊神话》手稿，万一有什么变故遗失了怎么办？他开始联系出版社，整理书稿，使得它最终在1999年由对外翻译出版社出版。

　　他本以为大功告成，不料两个朋友建议他重新出版《伊索寓言》——到那时为止，只有周作人译的《伊索寓言》是最全的全译本，后来的都是删节版。

　　止庵又跑到周家翻手稿，却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伊索寓言》跟手稿相比不大一样：注释被删节，正文也有改动。

　　在那个由编辑意图主导下创作出来《红岩》《苦菜花》和《铁道游击队》的年代，周作人的书境况也相似。在止庵看来，《欧里庇得斯悲剧集》被删节得“面目全非”；《平家物语》里直译的日本古诗歌在1984年版中甚至被编辑改成七言古体诗，“完全变成另一个翻译文本”。

　　“按周作人旧体诗的功力，要写七言诗，也完全可以比这个写得更好。”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改动没有什么意义和道理。他当时应该很不高兴。”

　　从那时起，止庵着手把原来的编辑改动去掉，重新将译作按手稿整理恢复，陆续出版。

　　2007年，他在一次活动上遇见世纪文景公司总经理施宏俊，提出自己想要进一步出版周作人译文全集。这类全集市场小、印数少，但是施宏俊还是一口答应下来，“我们希望挖掘一些老的学者著作出版，做一些学术和文化上的积累。”施宏俊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出版全集的工作量巨大。止庵除了把自己十年来出版过的部分重新校对，还得把1905年起的周作人译作找齐，包括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零散单篇译文和在香港出版的作品等等。在周家的帮助下，他们还复印了一些图书馆不外借的孤本。

　　最麻烦的是，止庵必须对底本加以甄别，并参校他本。到底采用哪个版本，他要根据手稿和各个版本考虑再三，有时甚至还得找来日文原著参照。

　　为了让这套书保持一致性，止庵参照周作人的标点方法——不用顿号、惊叹号、冒号，将几篇只有断句的文言文译作标上标点。这项繁琐的工作翻来覆去做了好几遍。

　　更难的是把结构不同的几十本书和零散文章编排成为一个合理的整体。为了几级标题、体例顺序，止庵与责编张铎进行了无数次讨论。

　　2011年底，二人花了足足四天，把7100余页清样又翻了一遍，松了一口气。《周作人译文全集》的出版终于接近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