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称我国农村空心化严重 传统信任关系已瓦解

　　岁月蹉跎，理想不灭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曾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一个代表作就是“海归”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实验”。虽然持续不断的外战和内战使得一代知识精英的乡建努力终被蹉跎，但是先辈们的理想并没有被后来人遗忘。时空可以阻隔，但理想，总能找到它的接力火炬手

　　本刊记者/黄艾禾

　　1928年的一天，年轻的协和医院医生陈志潜听了晏阳初先生的一场报告，令他终生难忘。

　　晏阳初对大家说：目前，90%的中国人生活在卫生状况极其落后的环境里，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清洁，许多人整年没有洗过一次澡无论男女老少生了病，没人给医，也没钱求治。如果我们这些人不负起责任去帮助他们，谁又来负此责任？你们现在是在东亚条件最好的医学院学习，又在设备最好的医院内工作，如果你们饮水思源，就应该想到你们的一切优越条件都是受苦受难的农民帮你们创造的。

　　这场报告，改变了陈志潜的人生。后来，他成为了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平教总会)的卫生教育部主任。

　　那一年，晏阳初38岁，是位学历辉煌的海归：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在那个年代，以他这样的海归背景，谋得一份体面的美差混上个高官显贵并非难事，但他的头衔却是：平教总会总干事这是个靠募捐化缘的公益性的清贫组织。

　　不做官，也不发财，把自己的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这是晏阳初在1919年从美国学成归国时立下的志愿。立下此志，可以追溯到“一战”时的欧洲战场。

　　1914年，“一战”打响，1917年中国宣布加入协约国一方，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去欧洲从事战场支援。1918年从晏阳初耶鲁大学毕业后即赴法国，任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为欧洲战场的华工提供志愿服务。

　　晏阳初很多时间都在为这些不识字的华工们代写家信。后来他想，与其帮他们写，不如教他们识字以后自己写。他自己编了一本“千字课”，都是从华工们最常用的字和报刊上最常用的字词中选出。当时的情景，在晏阳初晚年的回忆中有生动的记述：“我用石笔在石板上写，他们跟着用右手食指在大腿上画，眼中闪着光，嘴中念着数，那种认真而诚挚的样子，纵是铁石心肠者，见了也会感动。看到他们那么兴致勃勃地学习，而且所学可以马上致用，心里觉得很高兴。表面上看，我在教他们，实际上，他们指点了我一生的方向。”

　　博士下乡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晏阳初像一个布道者，他到处演讲宣传，动员人们同他一起去服务中国的农民，振兴中国的农村，建设一个新中国。他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者。

　　陈筑山，曾在16岁考中秀才，后前往日本、美国留学11年，辛亥革命后成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当他听说晏阳初创办的平民学校可以用96小时读完《千字课》四册，大为惊喜。他说，中国平民具备如此伟大潜力，为新中国，我们必须有新公民。我以前参加倒袁的革命，只是消极的行动，不是建国的根本。于是，他辞去了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一职，成为平教总会的平民文学部主任。

　　有一次，当时横行北京的奉系军阀借故扣押了陈筑山，晏阳初花了两天的时间去疏通，最后一直找到张学良那里。当晏阳初到看守所去接人时，发现陈筑山正在那里教两名士兵认字！

　　郑锦，曾在日本留学10年，是梁启超的好友，后来任平教总会的视听教育部主任。而平教总会的生计教育主任冯锐，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回国后在南京任东南大学的教授。晏阳初见到她时问了一个问题：您教授哪一种农业？中国农业或西洋农业？冯说，我教的恐怕是美国的农业。晏又说，何不试试中国的农业？半年以后，冯锐辞去南京的教职，北上加入了晏阳初的团队。她说：我曾经忏悔，我在中国、美国、欧洲研究农业，讲授农学也有四年，并且是农学院院长，但我竟至今还没见过一个中国农夫！

　　在晏阳初的平教总会中，像冯锐这样的洋博士不胜枚举。负责做社会调查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的硕士李景汉；负责乡村工艺部的，是美国艾奥瓦大学的博士刘拓；而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孙伏园，在新闻界以“副刊大王”著称，当时就任平教总会创办的《农民报》的主编；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熊佛西，应晏阳初之约，为平教总会编制了大量农村戏剧；而另一位哈佛大学博士瞿士英，志愿就任文学部干事，成为平教总会中工作最长久的成员这些洋博士们，原本都有体面的职位和丰厚的收入，但他们却甘心情愿放弃这一切，跟着晏阳初奔赴距北京两百多公里的河北定县，住进农民土屋。

　　十几个世纪的跨越

　　选择定县作为平教总会的实验基地，晏阳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晏阳初的考量中，教农民写字，只是他振兴中国农村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在农村普及科学，全面提高卫生健康水平，丰富文化生活，进而全面提高公民素质。他想的是要建设一个“全国模范”样板。这样如果只在几个村里搞，影响太小，选择一个县的境域是个合适的目标。“集中人力物力于这一县境，工作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应可将这一县建设成为20世纪中国所需要的典型”。这时，他和同事们了解到定县有一位乡绅米迪刚，已经在定县的翟城村做了不少开化民智的事，比如办新学、创办自治公所、讲演社、图书馆等，后来因内战而毁于一旦。晏阳初想，定县离北平不远，又处于华北一带的中心，交通便利，改良的结果容易传布。这里又有米迪刚翟城“模范村”的基础，确实是个理想的地点。他与米迪刚见面，一拍即合。1929年，平教总会全部迁移到定县。

　　从北京去定县，当年要乘火车，走六个多小时。但是正如晏阳初所指出的，这数百里的距离“实在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有史以来，这是中国读书人第一次大规模地实践“回到农村”“回到民间”的口号，晏阳初要求同事们要和农民同起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一个“小北京”。

　　1929年7月，晏阳初把自己的全家都搬到了定县，同事们也纷纷把家眷迁了过来。实际的问题马上出现了。原本他们在北京都有优裕的生活，到了这里不光薪金少了一半，孩子上学都成问题；在北京他们出门可乘汽车，到这里要骑毛驴，甚至连澡也洗不上。就算是博士们本人甘愿付出牺牲，他们的夫人却未必想得通。陆续地有人离开了定县，但是，又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据统计，在1935年的时候，平教总会在定县的工作人员达到最高峰的500多人，除了洋博士，也有国内的大、中学毕业生，以及各路热血青年。

　　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只是参与“定县实验”的第一步。怎样和农民打交道，才是博士们的真正难题。多年来他们习惯于课堂讲授书本钻研，见到农民们就不知道该怎样开口说话，而农民看到这些城里来的洋学生晏阳初的妻子还是位金发碧眼的中西混血可以想见他们的戒备与冷漠。

　　晏阳初的突破路径是通过乡村的长老。通过米迪刚，他们先说服村里的长老同意接待他们。然后他们去拜见长老。他先提出一个问题：村里有多少人识字？通常得到的回答是，一两个。为什么这么少？长老回答，我们没时间读书，我们太穷了。

　　这时晏阳初说，如果一天只花一小时来读书，你们也会不愿意吗？你知道花多少钱？一本书只要三分钱，所有四本教材只要一角二分钱，想想看，花一角二分钱就能学会阅读中文书

　　下面的事，就是农民自己的事了。长老们敲起锣召集全村的人开会，由晏阳初们向大家解释平民学校的事情。解释完毕，他问村民们，谁想上我们的学校？几乎所有的人都举了手。

　　这时，晏阳初又问：你们中有几个人会读书，谁能当老师？

　　村里的几个读过书的人都举了手。

　　晏阳初有一个分析：这些有文化的男女村民之所以自愿出来当老师，决不是为了金钱，他们是希望获得人们的尊重。

　　实际上，晏阳初所开办的平民学校，只有一小部分是由城里来的老师教课，大部分都是由本地人担任教师，当然，这些教师由于从来没教过成年人，需要事先由平教总会来培训。从这样的平民学校毕业后，也可以再去教别人，晏阳初称之为“导生制”。就这样，平民学校在定县遍地开花，全县472个村子办起470所平民学校，“平民千字课”发行了300万册。

　　四大教育

　　开办平民学校，教农民识字，只是“定县实验”的第一步。晏阳初发现，如果农民的经济状况不能得到改善，生计问题不能解决，他们就会慢慢失去读书识字的兴趣。晏阳初认识到，对乡村的改造是一个整体工程，他提出要有“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

　　冯锐主持的生计教育，一方面推广农业新技术，引进良种，比如从燕京大学引进纯种旁支猪与本地猪杂交，著名的美国来杭鸡也是那时引进的。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陆燮钧博士，当时负责在本地找优秀的鸡种。一连几天都落空了以后，他突然发现了一只理想的鸡，竟一个猛冲扑了上去，把在场的鸡主人和所有村民都惊得目瞪口呆。

　　另一方面，平教总会与高等学校开展合作，第一个合作单位是清华学校的农科，清华派当时的教务长梅贻琦亲到定县来考察，决定承担起园艺和病虫害两项任务，清华在定县的翟城村建立起了试验场。

　　在卫生教育上，平教总会为乡村建立起一套简单又经济实用的乡村保健制度。他们训练出一批乡村保健员，平日以预防为主，打防疫针，也可以为村民治疗轻微的疾病；又设立区卫生所、县保健院，逐步升级收治病情较重的病患农民。

　　而关于文艺教育，则是在识字教育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特别是一批新创作的话剧颇受欢迎。最让晏阳初得意的，是农民们后来居然自动出钱在村中建起了戏场它不同于原来的传统戏台，原来的戏台农民们只能站在台下观看，而这个剧场，是圆形的，可以容纳几面坐着的观众。晏阳初参加了剧场的开幕礼，盛赞它“意义价值重大，实远过万里长城”。

　　然而在四大教育中最意义深远的，还属“公民教育”。这里已经触及到政治制度的改革。

　　当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以后，晏阳初们发现，他们的辛苦收入，会遭遇残酷的高利贷盘剥：每当春播需要资金时，农民不得不去借高利贷，到了收获季节，为还债又不得不低价出售谷物。于是，平教总会帮助他们组织起农民经营信用社，洽商银行以低息给农民贷款，收获季节时，组织起运销合作社，直接将粮食运往碾米厂。

　　接下去，晏阳初要改革现有的行政规制。他的计划是，在定县，成立起以平民学校的学员骨干为基础的公民服务团；在公民服务团的基础上，以乡镇改造委员会取代现有的镇公所，这个乡委会从本地长者和小学老师中选出，一经选定，由县政府委任为乡镇长。为防止这个委员会滥权，又设乡镇公民大会加以监督，同时，公民服务团既可以在公民大会上制衡乡委会，又要服从乡委会的日常指挥。这一套制度，已经颇有些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意味了。

　　那么，县一级的行政规制要不要改？怎么改？晏阳初已经考虑好几步规划。首先，他引进专家学者成立县政委员会，遇到要政大事时特请参与；又设立农村改造辅导员，任务是上情下达，承上启下。同时建设地方自卫组织，县长兼保卫团大队长，乡村有区队、分队。在此基础上，1935年2月，定县政府改组，由河北省县政研究院实验部主任霍六丁兼任定县实验县长。

　　制度上的改革远要比帮农民识字难得多。按原来晏阳初的设想，这“四大教育”做下去，需要在定县干上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但是他才干到第七年，战争来了。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使得定县实验戛然而止。

　　理想主义的耕耘之地

　　晏阳初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他的下半生多在海外辗转，他的中国话始终带着川音。然而，他觉得他也属于定县，这块土地融进了他那么多的理想与热血，他把定县称为他的“第二故乡”。

　　当年，他曾设想，把定县建设成一个全中国的样板，以推动全国的乡村复兴。定县的实验虽然被迫中止，但在当时的中国，博士下乡，复兴农村已经蔚成风气，在山东邹平，有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希冀高扬儒家理念的精华来拯救中国农村；在江苏昆山，有黄炎培创办的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曾声势浩大，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

　　虽然持续不断的外战和内战使得一代知识精英的乡村建设努力终被蹉跎，但是先辈们的理想并没有被后来人遗忘。今天的定县，当年“平教总会”的许多遗址被人们精心保护下来，那里仍然是理想主义者们的耕耘之地。时空可以阻隔，但理想这种东西，总能找到它的接力火炬手。

　　乡建取决于现代化的品质

　　和前贤的乡建运动相比，今天的乡村建设已经成了一种慈善、公益行动，这一性质本身说明，乡土中国在今日已经成为救济的对象

　　文/余世存

　　我们现代人的乡土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按照诗人、哲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观察，现代化运动以来的人，都是无家可归的失乡者，是漂泊者、流浪者、永远的外乡人。现代化进程不仅以壮观而残忍的力量拆掉故乡，而且直接把人及其家园贩运至资本主义的怀抱敏感的思想家甚至说，出生于1789年之后的人，已不知存在的欢乐。

　　中国有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安土重迁的农耕文化，这种文化给了我们极为骄傲的小农经济、田园诗歌、大地信仰、山水艺术、泥土情怀、宗法政治但到了明清两朝，这种文化已是衰落得不成样子，从汤显祖、徐渭、李卓吾到曹雪芹、龚自珍等一流天才们的悲凉感、末世感可知，文明已经不能支撑它自己。碰巧西方的资本叩关而入，我们在半推半就中，步入全球一体化秩序当中。

　　从鸦片战争到后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国人终于明白，自己不再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和重心。从陈独秀、冯友兰等人开始，现代中国的关系、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就是一种城乡关系。尽管梁漱溟、费孝通等人从不同的角度辩证说，所谓城乡之别只是知识问题而非认识问题，但更多的中国人认为，中西之差就是城乡之别。中国欲现代化，中国人必须进城。因而，我们的现代化是一种背井离乡的现代化。

　　陈独秀明确地说，现代中国是城市对乡村的支配。如今，广大的农民工人更是从生活中明白做一个乡下人的卑贱。中国人都以做一个城里人为荣，以吃“商品粮”，而非自己从土里刨粮食为荣。离开乡土进城、进更好的城，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宿命。借用美国学者费正清的观察，中国人的现代化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中国人对现代化、城市化的追求像一个苦恋的情人，那样痴迷、执著。

　　从到东西洋留学，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出国潮，到农民削尖脑袋进城，到今天上亿的农民在城市间流浪打工这一切都在说明我们跟乡土关系的淡漠。尽管有着改良主义的乡建运动，有政治决策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有“离土不离乡”的倡导，有三农问题的研讨，有新农村建设的投入，但农民及其子弟仍希望进城。今天，在多重意义上，农民几乎不再是有创造力的阶层。农民只是因循着生活，在电视和都市的影响下得过且过。除了向城市单向输血，如提供粮食、蔬菜、市场、原材料、青壮男女乡土中国自身再无新鲜的血液，自身再无新鲜的创造。由于城乡生活的严重失衡，农民不仅没有心力去耕种田园，也没有能力去修建好一个厕所、一个猪圈，农村的公共建设几乎停滞，农村成为世所罕见的垃圾场

　　这样说，并非表明乡土中国没有现代转化的机会。相反，在梁漱溟、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等圣贤般的努力里，乡建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他们的努力曾经令世界瞩目，多年以后，联合国还在推广他们的经验。青年毛泽东做过晏阳初的义工，他由衷地敬佩乡建派，曾跟梁漱溟彻夜长谈乡土建设，甚至对晏阳初的平教社说，共产党愿做你们的朋友。当今在全世界推行的小额贷款模式在延安时代就已经施行过了，当今为人称道的合作经济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也曾作为国策推广过，当今在全世界倡导的“到乡村去”的运动在毛泽东时代也已经发生过。

　　跟革命党人的国家层面相比较，乡建派是局部的、社会层面的，它注定没有革命派彻底。这也是为什么乡建派更像传说的息壤，可生长，却难以抵挡现实中滔天的洪水。它能够取得成果，但遇到政治变动，如日军入侵、政权易手，即告终止。在革命党人眼里，乡建运动更有着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它是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文化改良运动，而改良主义在革命党人那里是要大打折扣的。

　　事实上，乡建派自身也有克服不了的难题。他们以狂狷的圣贤品格推动乡村建设，但事实证明他们多流于梦想。梁漱溟感叹，工作了九年的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实际乡村不动。陶行知说，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这在今天仍只是一种呓语。晏阳初则困惑：我们初到乡间，看到农民的失学，慨叹中国教育的不普及，后来在乡间久住，才知道幸而今日中国的教育不普及，否则非亡国不可我们常看到一班子弟未受教育以前，倒还肯帮帮父兄，一踏进学校，出来便成了废人。

　　用革命党人的话，历史规律和现实逻辑“不以他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乡建派想教育人守住乡村，守住人的本心本性，无济于事。在社会各种各样的诱惑、压力面前，他们的实验道场一片颓败。因为他们用以乡建的办法仍是农耕时代的办法：师生动员，一如父子、师徒之间薪火相传，一旦花果飘零，即无疾而终。而革命党人一度用心乡土，后来为了工业化，再度牺牲乡村，导致了乡土中国更全面的破败，甚至城乡结构先于制度定型，以至于今天，任何一次现代化起飞带来的红利，都跟乡土中国无缘。

　　可以说，我们的乡土建设在被革命和被改良的夹击中，与原发性现代化社会走了一条并不相同的道路。后者在现代化起飞后，不仅给乡村带来了发展的良机，而且反哺乡村，使得乡村成为全体国民的后花园。而我们的现代化是后发的，因而也是单向度的。我们反哺无力，对乡村的态度是，除了要求其继续“输血”外，多半听其自生自灭，或者为其唱唱牧歌或挽歌。

　　经过百年来数次折腾，在最近一轮启动的现代化进程里，我们仍经历了近乎同样埋葬乡土又招魂田园的历史。我们一方面毁林毁田，一方面劝农民种树种地；我们一方面抒情都市，做欢乐总动员，一方面又设点建“农家乐”以供观光猎奇这种官民在对待乡土问题上的进退失据，造成了三农问题以及生态心态世态上的灾难。但这种现代化求仁得仁又何怨，一如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再度乡土。

　　和前贤的乡建运动相比，今天的乡土建设已经成为一种慈善、公益行动，这一性质本身说明，乡村在今日已经成为救济的对象。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这种沦陷是意味深长的，其中有历史的必然，有现实的应然，也有我们自身选择的果然。因此，乡土中国的建设如何，将取决于我们现代化的品质，我们是否不再以都市为终极或唯一目标，我们能否实现知识、资本等等的城乡分布均衡，我们是否能够给边缘者、隐士、农民以政策、舆论等方面的尊重和支持，我们是否给上山下乡者以大力度的财政转移支付，我们的资本是否能够铺平通往乡村的道路。

　　(作者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