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私人钱庄见证温州民间金融改革

　　此前，政府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非常严格，主要发起人和管理层的主要人员等，都要当地领导开会讨论决定

　　《望东方周刊》记者黄柯杰 | 浙江温州报道

　　“温州金融环境较差，我基本不在温州做生意了。”抛下这句话后，方培林匆匆赶到温州永强机场飞往西安。说这句话时，他并不知道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改革综合区的消息。

　　他过往的经历促使他说出这样一番话。

　　作为曾经的中国第一家民间钱庄的掌门人，方培林坦承自己已经远离温州金融界，将大部分业务搬离温州。

　　与当年创办方兴钱庄时代相比，方培林认为，当年改革是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中央层面比较谨慎。后来倒过来了，中央政策大力支持的，到地方上有些走样。

　　第一家私人钱庄

　　时光倒回到1984年，32岁的方培林是江南医院职工，他在老家浙江苍南县钱库创办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此举一鸣惊人，方培林顿时成为远近闻名的新闻人物。

　　办方兴钱庄可谓费尽周折。改革开放数年后，温州的小商品经济开始逐渐发达起来，钱库成为温州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基地，包括副食品和百货在内的商品，覆盖温州市区、瑞安、平阳、闽北等广大地区。市场的兴起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作为商业重镇，钱库的民间借贷非常发达。

　　在熟读真理标准讨论后，方培林觉得中国将有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看到《温州日报》上写的一篇关于创办合作信用服务社的文章后，他产生了创办私人钱庄的念头。

　　方培林的设想得到时任钱库镇委书记黄德余的大力支持，当时方培林提出想办股份合作的金融服务社，采取董事长领导的经理负责制。黄德余认为，还是由方培林独自办好，免得股东意见不一。1984年9月25日，在领取镇工商所临时执照后，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钱庄就这样诞生了。

　　“没有领导的开明思想和改革精神，就没有方兴钱庄。”方培林回忆说。

　　方兴钱庄的开业就处在风口浪尖，甚至一度被指责为“不劳而获”。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类意见，一派认为，发展经济就需要方培林这样的融资者，另外一派坚决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行为，需要关闭。

　　小到镇政府，上到中央部门，各级领导对方兴钱庄的批示纷至沓来：“同意试办”、“先不试办”、“可适当发展民间信用”，甚至是“允许试验，下不为例”、“个人不得经营金融业务”、“私人钱庄应允许试办”、“继续试办”、“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等等。

　　方培林告诉本刊记者，因为苍南县领导和温州市领导的鼎力支持，他的方兴钱庄才办了下来，这也坚定他办好钱庄的决心。

　　方兴钱庄也受到中央相关部门的支持。1985年夏天，当时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联络室的一位处长风尘仆仆来到钱库，实地考察了方兴钱庄，并与方培林交流钱庄的日常经营工作，方培林的创举给这位处长留下深刻印象，他称赞方培林办的钱庄推动了金融体制改革，是好事。临走时告诉方培林，如遇到麻烦可以到北京去找他。

　　“这明显是在抬高门槛”

　　1989年是方兴钱庄的转折年，方培林决定回笼资金。

　　在此之前，方培林的钱庄生意做得十分红火，他的钱庄早上吸收存款，在12点之前就将存款放出去，赚取息差。

　　在方培林开办钱庄几年后，温州的民间金融政策逐步放开，温州市区一些信用社和基金会纷纷成立。在“有水快流”的改革方针的指导下，一段时间体改委、经委、农办、工会、甚至乡镇等都可审批存贷机构，钱库类似的机构就有七八家，行业进入蓬勃发展期和“混战期”。

　　方培林审时度势后，决定停办钱庄，他停止存款，并逐步收回贷款，度过停办风险期后，全身而退，方兴钱庄自此关门歇业。

　　1991年，方培林举家迁居温州市区，在接下去的10多年时间内，方培林一直关注国家的金融政策变化，并从事股市投资和金融中介业务。

　　2006年，方培林注册担保公司，介入担保业务，平时工作主要是联系借贷双方，从中抽取佣金获利，仅起到融资中介作用，与之前可存可贷的钱庄相比差别很大。

　　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出台的 《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坊间认为，这是民间地下金融“转正”的最佳契机。作为中国首家私人钱庄主人，方培林再次萌发热情，希望能重新介入这一行业，他甚至开始筹集资金，准备政策出台后立即注册小额贷款公司。

　　作为温州民间金融最早的见证人之一，方培林说，从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适度发展民间信用”，到2006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规范民间借贷，中国民间金融20年来，还没有太大的发展。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方培林说，2008年的浙江省小额贷款试点意见，让他有些信心不足。

　　方培林告诉本刊记者，浙江省把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者，从国家规定的自然人、企业法人和社会团体，缩小为企业法人，并把注册资金从国家规定的不低于500万元，提高到5000万元。在此基础上，温州又明确要求，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必须是当地优质、龙头民营企业，注册资金从不低于5000万元提高到1亿元，有的县市区甚至提高到2亿元。

　　“国家规定是自然人排第一，到浙江就变成只能企业法人，资金也从最初的500万，变成现在的1亿元，这明显是在抬高门槛。”方培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