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私人钱庄见证温州民间金融改革

　　“否则全国的钱都会跑到温州来”

　　在方培林看来，温州民间资本最为活跃的是个人之间的借贷，若小额贷款公司是企业法人的发起运作模式，就难以引导一些私人开设的投资公司到正规的渠道上来。

　　2008年，曾有温州当地的投资公司老板戏言，小额贷款公司的申请成为一次抢牌照的闹剧，大企业纷纷介入，不惜一切代价取得一张金融牌照，在注入资本金后，对小额贷款的业务却无法热衷。“这些企业都等着拿钱做房地产等高额投资，哪里有空来放贷。”

　　方培林认为，如果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是自然人，注册资金门槛低一些，就能有更多的公司可以注册，覆盖到农村基层。

　　“一个乡镇至少需要3家，小而分散，如毛细血管一样，才能满足基层的需要，发起人是自然人后，才有更多的动力去贴近农村和服务小企业，‘三农’和小企业的放贷是高风险低收益的，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和控制风险，小额贷款公司是农民的自救系统，把这些小额贷款公司放在城区，本身就是不当。”方培林说。

　　在温州建小额贷款公司无望后，方培林开始到其他省市寻找机会。他发现，各地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都很高，但也存在一些不同，温州要求主发起人任董事长，股东人数不限；天津好一些，由股东选举产生，人数上有一定限制等。

　　温州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负责人曾告诉本刊记者，政府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非常严格，主要发起人和管理层的主要人员等，都要当地领导开会讨论决定，办小额贷款公司首先要求能平稳运作，别出资金上的事情，更不希望作为样板的小额贷款公司与社会上的集资事情有任何的瓜葛。

　　方培林曾多次建议，在温州进行公开的贷款利率市场化，这样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市场利率，存款的利率还是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否则全国的钱都会跑到温州来，那其他地方政府肯定有意见。”

　　“到地方上有些走样了”

　　方兴钱庄对方培林来说，只是一个过去式，现在他的主要业务是做担保公司，主营的业务是“质押履约担保”，这也是他最早提出的金融融资手段。

　　据悉，一些地方政府对方培林的“质押履约担保”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希望他去当地发展业务，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质押履约担保”是方培林在2006年创办担保公司后想到的融资手法，当时方培林提出，要开展“房地产抵押履约担保”和“银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业务。前者是指借款人以其自有或第三人所有的房地产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银行按照正常的抵押率给予一定的贷款额度，如果该借款人因资金周转需要，要求提高房地产抵押率的，其增贷部分由担保公司提供第三方的存单质押担保，担保公司与存单持有人和借款人三者再就利益关系签订协议；后者是指实际涉及差额部分的剩余担保贷款。

　　举例来说，如果一套价值1000万元的物业，在银行抵押获得600万元的最高限额贷款后，剩余的400万元可以作为质押履约担保。

　　方培林这样推荐他的新业务，“质押履约担保”嫁接了房产抵押贷款和存单质押贷款的银行传统业务，满足借贷人的资金需求。这种担保方式，所有过程包括借和贷都在银行内实现，是比较正规的，可以让银行、借款人、存单持有人和担保公司四方受益。

　　熟悉《担保法》的方培林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国家政策支持有偿担保，他的担保公司在做“质押履约担保”过程中，完全依照《担保法》及国家金融法规操作，并无违法之处。

　　按照他的测算，目前银行抵押都是按照平均60%的额度来，剩下的40%市场，即便是一小块进入到质押履约担保领域，也将形成十分巨大的金融业务。

　　2006年，方培林的质押履约担保刚刚开展，就赢得市场的青睐，在温州，方培林的质押履约担保业务一度做到2亿的规模，成为一些温州的商业银行竞相追逐的对象，但是，他的业务也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

　　当年7月，温州市银监分局曾发一份特急的通知，要求各支行、营业部、国际部将担保公司介绍的，第三者存单质押或第三者房产质押，而担保公司对该笔业务又不承担反担保的贷款情况，通过书面报告形式报总行风险管理部。

　　温州工行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若贷款人办理质押履约担保业务后，物业的抵押额可能上升到80%到90%，若房价下跌的情况下，对银行的回款造成压力，加重银行的金融风险，尤其是在现在房价不稳定的情况下，银行是拒绝给客户办理质押履约担保业务的。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微博中表述，温州的金融改革从1980年10月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实行存贷款浮动利率开始，到今天已经32年。这种基层自发的金融改革在现今已不适合。金融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将基层改革的积极性与顶层设计相结合，以此推动金融改革深化，既可以解决金融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问题，又可以防范风险。

　　方培林对本刊记者说，“早年的改革是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中央层面比较谨慎，后来倒过来了，中央政策大力支持的，到地方上就有些走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