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困境”愈演愈烈 “暴力维权”难题待解

　　这一时期虽然医疗资源匮乏，但医患关系仍维持着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关系，双方处于相互信任状态。邓利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相对简单，医患冲突事件鲜有发生。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医患关系开始有所分化。城市职工可以报销看病，而偏远地区的农民依赖者赤脚医生和医疗合作社，即使如此，“医生被尊重”的传统也没有被打破，医患双方的契约与信托关系也尚未瓦解。

　　最大的转折发生于1990年代末期。原本由政府包办、补贴的公立医院自1997年后开始变革，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减少，医院需要自负盈亏，而医院里各项定价以及医务人员的工资仍遵循低标准。

　　邓利强表示，这次改革导向是“多干多得”，而且医院还要用“多干多得”发展自身，医院的公益性逐渐削弱， “商业化” 色彩渐浓，甚至出现以药养医现象。在此背景下，传统医患关系开始僵化，纠纷数量也逐年攀升。

　　被忽视的细节

　　如同风起于青萍之末，很多冲突往往始于一些被忽视的细节。

　　医患双方的沟通问题，往往是纠纷的导火索。但这一问题鲜为人注意，现实中，接诊量超负荷导致着一部分医生无暇与患者充分沟通，甚至态度懈怠，这为医疗纠纷埋下伏笔。

　　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刘方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匀等问题，很多大型医院的医生都处于超负荷工作，以北京的部分大医院为例，“医生从8点开始接诊病人，中午12点无法准时下班，一上午要接诊50多人次。没时间上厕所，没时间喝水，病人也觉得没时间跟他讲话”。

　　与沟通不畅相反，在“看病贵“的环境下，患者对医疗往往抱有很高的期望，甚至忽略了医疗风险这一常识。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吴崇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到了医院就能药到病除的观念还没改进，社会公众对医学常识的缺乏，再加上一些专家可能出现的大包大揽，缺乏足够的沟通、解释，让世界上都公认的医疗风险很容易被忽略”。

　　制造哈尔滨“3·23”血案的李梦南，患有的强直性脊柱炎，这是一种自身免疫缺陷的慢性疾病。据北京医学专家介绍，此病是世界性难题，迄今为止尚没有根治办法，仅能通过药物控制病情，而院方是否就病情及时、如实与病者沟通，尚不清楚。

　　对此，哈医大一院相关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愿再回应。而部分媒体缺乏专业常识或者舆论导向倾斜的报道也被指“加剧”了医患之间不信任关系。哈尔滨“3·23”血案之后，行凶者李梦南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医生不了解他多次求医的辛苦，一时冲动犯下大错。他的那句“我不应该滥杀无辜”成了此后某媒体的新闻标题。

　　“这个标题让人感觉很别扭，王浩等人非接诊大夫是无辜的，所以不该杀。那是不是 ‘有责任’的接诊医师就应该被杀？”北京协和医院教授毛一雷对此十分担忧，近些年来，类似的报道无意之中使医患双方关系激化，这一现象需要反思。

　　毛一雷说，在这一案例中，医生与患者都是受害群体，没有绝对的强势与弱势之分。“患者不理解医生们的苦衷，就痛下狠手，而最终在舆论中却被同情，这样恶性循环下去， 双方都没有赢家，医患双方都将输掉”。

　　“暴力维权”难题待解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近年来，随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医疗损害责任以及索赔有了更明晰的法律依据，但由此滋生的“职业医闹”也助燃了医疗纠纷。

　　通常，“职业医闹”明码标价，由患方雇用，负责在医院用各种形式闹事，或者专门负责哭和喊话，“市场价”是每小时5元钱，得到赔偿后另有“赏赐”。他们穿梭于各家医院中，寻找可以“合作”的伙伴。一些本来不想闹的患者家属，在这些人的挑拨下又仿佛看到了希望。而今医疗界的一句顺口溜就是“要想富、动手术，手术之后告大夫”。

　　而在经营压力下，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医院往往处于行政上维稳需要，在责任尚未厘清的情况下，选择“赔付”息事宁人，这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患者有事就闹的心理。

　　邓利强表示，目前的医疗环境还在不断恶化，但实习医生王浩的血不能白流，更不应让以暴力维权现象继续下去，社会应该呼吁理性维权。

　　十多年来，中国医师协会一直呼吁着《卫生法》立法，为一直无法切实解决医疗纠纷、“医闹”问题，出台《卫生法》这部母法。邓利强还认为，医疗纠纷中的评价体系应当改善，回到“专业人士评价专业问题”的基本点，“这是全世界的通例，虽然也容易被外人质疑，但绝对不能说是开车的出了问题，由开轮船的来评价”。

　　此外，第三方调解与司法诉讼一直是解决医疗纠纷的理性路径。去年1月1日实施的《调解法》为第三方调解提供了法律保障，北京市将原北京卫生法研究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更名为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过这家免费的调解机构，如果协商还是不能解决纠纷，便可以上诉至法院。

　　业内人士看来，这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新尝试。

　　（实习生李妍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