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留守母亲的绝望路

　　对丈夫来说，生活的基调还是赚钱，西安、吉林、北京、老家，哪里赚钱多，李合元就到哪里去，唐成芳一路跟着，带孩子、洗衣服、做饭????

　　2006年第二个孩子出生了，还是个女儿，刚盖了房子，父亲又去世，李合元拿不出钱交罚款，便将二女儿送了人。这跟唐成芳自己的童年经历如出一辙——1985年，唐成芳刚出生不久，因为家里穷，被父母送给了亲戚，直到17岁要外出打工时才认了亲生父母。

　　两口子一直以来都想要个儿子，但事与愿违。2007年，第三个孩子出生了，还是个女儿。在唐成芳的坚持下，交了一万八千元罚款后，这个女儿留了下来。颠沛流离的生活中照顾两个孩子有些吃力，2008年，大女儿被送到了外公家，外公是当地的乡村教师，没读过书的夫妻俩希望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后来，三女儿也被送回老家，由嫂子代养。

　　2011年，第四个孩子出生了，这次，终于是梦寐以求的儿子。

　　今年春节前，唐成芳主动要求回老家，把三个孩子接到一起，自己抚养，“家里宽敞，开支小。不然在福州念书，房租都很贵，随便买一把青菜都要四五块。”她对李合元说。

　　李合元把妻儿送到火车站，为了节省开支，自己没回去，“好好带孩子，我来赚钱，”李合元像往常一样嘱咐着妻子。

　　留守

　　余家村位于离重庆市区百余公里的青山上，李合元和唐成芳的家就在村口，三层小楼与一排竹树，一个小小的池塘后面是几亩良田。

　　从唐成芳家沿公路左拐几十米，便是月华乡中心，一向热闹，孩子在路间穿行，女人们围成一桌桌聊天、打麻将，小馆子的面条散发出热腾腾的香气，人声车声孩子的哭闹声混杂在一起。和村里的其他妇女一样，如果不去种田和带孩子，饶朝琼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在这里，逛街、聊天、打麻将。

　　而唐成芳很难融入，年初刚到村里，操着不一样的方言，当地人一听就知道她是个外地人，邻居们拉她打麻将也从不参与，“看都看不懂”，即便逛街，她也是买完了东西就直接回家，毫不停留。

　　村里面的人觉得她“内向得厉害”，甚至有些“怪”：刚回村的那段时间，有邻居上门拜访，她不但不招呼，甚至面色不悦；村里有人结婚请喝喜酒，她也不去，而让八岁的大女儿带着二女儿去；路过她家门口的人，问候一下，她也只简单地点头回应。

　　但唐成芳的勤劳能干，在村里很快出了名。一米六的身高，在当地妇女里算得上高大，唐成芳能干起男人做的农活。她每天把三层小楼收拾地井然有序，三个孩子的鞋整齐地摆在楼梯间，每隔一级左右各一双。一楼屋檐下，高高地挂着孩子的校服、裤子和小衣物，自己家连上嫂子家一共七口人的饭，一般也是唐成芳来做。

　　唐成芳每天的作息规律，简单。早上六七点准时起床，做早饭，大女儿上学，二女儿上幼儿园，自己带小儿子，做家务、干农活、洗衣服、做饭，晚上八点多就回屋休息了。李合元购置的电视、大音响，她几乎都不用。出事前的几天，唐成芳闲下来就在阳面的屋内给女儿织毛衣。

　　农活和家务都压在这个27岁的女子一人身上。她不善于和别人聊天，在这个异乡的村落，也无人可以倾诉，偶尔，她会跟嫂子抱怨，说腰疼，痛苦不堪。大女儿李春红上小学三年级，有时候功课不懂，小学没毕业的唐成芳束手无措，只能让孩子请教上过初中的嫂子。有时，她会觉得村里别人在议论她，“她们说我懒，说我笨”。

　　这样的话也出现在给李合元的电话里。回家这两个月，唐成芳隔三差五给丈夫打电话，情绪颇不佳，“不想活了”时常挂在嘴边，有时还要哭闹半天。

　　“你这样我在外面干活也没办法干。” 李合元也不善言辞，只能这样一遍遍地安慰妻子，“你还有没有钱了？”

　　虽然唐成芳每次最后都好好地答应了丈夫，但3月27日还是“干了傻事”。

　　感同身受

　　这成了余家村乃至大竹县的一件大事。连日下来，村里人都在议论这件“天大的事”。

　　“我能理解唐成芳的感受。”余家村村委会主任梁胜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位54岁的村干部，曾有几年时间，丈夫在外地教书，所有的家庭重担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一次，她在田里喷农药，手被芦苇刮伤了，长长的伤口碰上农药，钻心地疼。

　　又委屈，又生气，梁胜玉蹲下身子，在田里哭起来，看着就在手边的农药，直想一口喝下去，“丈夫也不在身边，还干这种农活，活着有什么意思。”

　　梁胜玉冷静了很久，想到“上有老，下有小”，才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她觉得，如果唐成芳多想想，或许不会走这一步。

　　“但一个女人，带三个孩子，尤其又像她这么年轻，才27岁，肯定不容易。”梁胜玉觉得惋惜。

　　据中国农业大学一项历时两年的《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显示，截至2008年，中国农村留守妇女已达4700万人。其中，91.7%的留守妇女家庭最主要收入来自于外出务工，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成为家务、耕种和家庭养殖的主要劳动支柱，延续千年的“男耕女织”的乡村经济模大转变为“男工女耕”。

　　大部分留守妇女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时间辅导子女学习，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使留守妇女更容易患由于过度劳累而导致的疾病，如腰腿疼痛、风湿等。

　　接近七成的丈夫每年外出务工达9至12个月，44.3%的丈夫每年只回家一次，而98%的留守妇女只能通过电话与丈夫联系，每次通话不超过三分钟的超过五分之一。

　　这份报告说：留守妇女的“孤独”情绪最为显著，有这种感受的人达63.2%，这种“孤独”的感觉不仅包含留守自身的苦楚，也源于独自承担家庭责任和压力。

　　唐成芳无疑是这4700万人中的一员。

　　余家村村委会书记张真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竹县主要的经济作物是制衣用的青麻，但种植收益极低，两三块一斤，家家户户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外出务工人员。余家村目前有2600余人口，其中20到50岁的青壮年男子，70%都在外务工，他们的妻子有三分之一都留守在村中。这个趋势还在蔓延，每年初三毕业的孩子中，有一半能上高中，剩下的一半基本也都外出打工了。

　　张真太说，留守妇女自杀事件，每年乡里都有一两起，但像唐成芳这样拉上孩子们一起自杀的，还没有。

　　“我们也想解决留守儿童、留守母亲、空巢老人的问题，但实际上很难。”张真太说。村委会只有四名干部，唐成芳的事情发生了，张真太一直留在重庆帮忙。村里面每年的活动经费只有5000元，包括领导接待费、党组织会议等，勉强够用。唐成芳一家四口的医药费，还是村委会临时向乡里借的。“人力、财力上都不可能实现成立‘留守妇女互助’这样的组织来解决问题。”

　　在梁胜玉看来，留守妇女的苦闷只可能靠自己，“多跟朋友聊聊天儿”。

　　李合元并不认为唐成芳独自一人承担了所有的家庭重任。“她负责家务孩子，我负责赚钱，这很正常啊。”他努力回忆，也没想到唐成芳有什么爱好，“就是勤快，干活卖力”，他甚至不了解妻子对生活有什么梦想，对未来有什么希望。

　　从大竹到重庆，路边排着多个公益路牌，“关爱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帮助穷亲”，其中没有对关爱留守妇女的宣传。十几天前，唐成芳和孩子们，也是从这条路被送往重庆的医院。

　　唐成芳躺在医院，由于肝功能衰竭，面色蜡黄，危在旦夕，两名警员日夜看守。

　　3月28日，孩子们的外公前来探望，李春红见到陪伴自己四年的外公，第一句便问：“妈妈会坐牢吗？”

　　“不会的，妈妈好了之后还要带你们呢。”外公哄着孩子。

　　4月7日，凌晨两点，李合元在儿童医院把孩子哄睡着后，到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来看望妻子。他坐在床边，摸着神志不清的妻子的额头，自言自语：“你要坚强，你和孩子都不在了，我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