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晋级”路

　　“招聘营业员，只要是国家统招、大专以上的毕业生都可以，对专业和性别没有要求。可以过来看一下。”一家物流企业的招聘者吆喝起来，却没有人走向他的摊位。

　　每到大学生毕业季，北京中关村人才市场几乎每天都在举办各类大学生专场招聘会，招聘单位大多是中小型企业，以医疗器械、保险、房地产、教育培训行业为主。本地的大学生是不屑于这里的，来的多是外地毕业生。

　　零散的求职者穿梭于对排摊位的过道中间，匆匆扫视展板上的信息，偶尔停下脚步多看几眼。招聘单位的工作人员捕捉到他们瞬间的兴趣，便会主动示好，邀请求职者坐下来了解。高国飞并不承领，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随便看看。”转了一圈之后，他背包里的简历原封未动。

　　　　1987年出生的高国飞即将从长沙农业大学毕业，一个月前决定来北京时，就已经准备好放弃自己的环境工程专业。从高考填志愿的那天起，他便认定读大学不过是为了一纸文凭。他的家庭条件不好，每个假期都会去找一份兼职。那时候，他就已经体验到了找工作的艰难。所以，现在他并不排斥做销售这样被同班同学看不上的工作。

　　不过，他还是有些挑剔，他要卖自己喜欢的东西。而这在低端的招聘会上，显得有点“曲高和寡”。他自觉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大学期间做过海报和展板的设计，跟艺术相关的销售，是他能够接受的底线。在前一次的招聘会上，看到一个家具公司的时候，高国飞便把简历递了过去。在他看来，家具好歹跟艺术是沾边的。

　　高国飞的“挑剔”是有原因的，他还有一条后路。来北京之前，他已经跟湖南湘潭医院签了意向书，具体工作是处理医疗废水，算是跟专业对口，转正之后月薪4000多，在当地已属中上等。不过，在湘潭医院实习了一周后，他就感觉跟养老一样，完全在混日子。每天只要看着废水处理的仪器，如果出了故障就打电话。“但仪器是不会出问题的。”高国飞无奈笑笑，他实在不甘心一出校门就掉入那样没有激情的环境。

　　而湖南工程学院的李秋云就没有这么轻松，决定来北京时，她就没有想过再回去。参加过多场类似的招聘会，她感到很失望。想象中的北京人才市场应该是规模庞大、求职者众多，具备与这座城市一样“大气”的格调，而不是眼前这般场景。“应聘的时候会有人过来拉你，而不是等着你过去，感觉他们很缺人似的。”李秋云眼中，像推销一样招人有些掉价。

　　本科英语专业的李秋云想在北京找一个外企的工作。虽然这座城市能够给她的只是微薄收入和无法预知的生活，但却并不影响她对北京的欣赏，每次路过天桥，看到“北京精神”宣传语，总会让她感到振奋，那才是与她之前的憧憬相契合的印象。除此之外，李秋云留下来的决心来自于对下一代的规划，今年24岁的她觉得有义务为自己将来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和教育环境，这一切，只有北京才具备。

　　这两年，虽然偶尔也会有“逃离北上广”的声音出现，但整体趋势上，却依旧是奔向“北上广”，越来越多的外地大学生加入到分享北京就业机遇的战斗中。他们厌烦或者说没有办法在更为偏重人脉比拼的二三线城市生存。对很多人来说，高考是人生中的第一次选择，但却为分数、地域甚至父母偏好所左右，毕业后的北漂之路才是完全自主意识的驱动，然而，这也是他们被下沉于底层的开端。

　　在北京的就业市场上，本科学历是普遍的准入条件，这意味着无论学校、专业是否硬气，外来大学生们具备了初步参赛权。但门槛低的同时，能够接纳他们的往往只是低端工作，当本地的名校毕业生在出国、公务员、国企和外企之间做排序时，他们的权衡比较，不过是月薪2000和2500的差异。选择留下，艰辛便已开始。

　　活着

　　北京西北五环外的唐家岭阵阵尘土，废墟上的枯草在疾风中摆动。整个村庄已经化为一片瓦砾，以往直达的公交车也已改道。村口写着“唐家岭”的蓝色牌子像是昔日繁华的唯一见证。这里曾是1.7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人群的聚居地，因为《蚁族》一书而闻名。便宜的房租使他们能够活在北京。“高智、弱小、聚居”，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把他们定义为“蚁族”。2010年3月北京市启动唐家岭地区整体腾退改造工程，“蚁族”和借助他们生财的当地农民便四散而去了，仿佛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蚁族”们不得不继续寻找新的栖居地，位于昌平区的史各庄现在已慢慢成型。穿村而过的小河散发出刺鼻恶臭，岸边的枯枝上挂满了各种颜色的废弃塑料袋，这是陈奇每天的必经之地。来北京半年，换了几个工作，住宿也随着搬挪。不久前，他找到了一家证券公司的销售职位，遂在史各庄“定居”。

　　2009年从重庆一所普通高校毕业的陈奇在四川达州工作了一年后，决定来北京考理财规划师。现在这处租房，他已经很满意了，通风、可以采光、有独立的卫生间，与其他两名室友平摊后，房租不过300多块。在史各庄，这样的房子算是上乘。

　　7个餐盒堆在墙角，过去一周的晚饭都是随便对付。工作快两个月了，陈奇还没有做成一单生意，只能拿2000元的基本工资。电话销售对这个性格内向、普通话不太标准的重庆男孩来说，是不太容易掌握的技能。他已经想着要离开北京了，有可能是明年、也有可能是几年以后。“不过，如果发展得好，说不定也就不回去了。”他随即又否定。

　　出生于1988年的袁方是陈奇的室友，2010年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广告学专科。在一家广告公司短暂工作的经历至今让他很不愉快，自己的文案创意成为经理的构思来源，最终得以采用，但成果却没有他的份。这让他打定主意永不进私企，也没有再做过一份全职工作，家里的汇款和每星期一两百元的兼职促销收入是他目前的生活来源。“不工作就不能活了吗？”当记者问起自考本科通过后的打算时，袁方这样反问。

　　自考的课程还剩3门，在老家内蒙古已经疏通好关系的父母只等着他拿到毕业证书。“谁都想找一个稳定正式的工作，在北京能去的全都是私企，说不定哪天就倒闭了，对吧？”袁方觉得，离开北京能过得更好。

　　工作低微、没有户口、收入仅能果腹，初出校门时，打拼于底层的大学生尚且能够用向上的目标消解现实的苦闷，而当他们逐渐步入买房、成家、抚养子女的生活轨道时，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回馈与他们的需求有了更大的落差，信念便开始瓦解。

　　26岁的钱琦很快就要辞职回安徽老家了，她已怀孕一个多月，仍与丈夫分住在一幢筒子楼的二三层。以目前两人的收入，租个单独的房间太奢侈，只好维持现状。一间20多平方米的宿舍挤着8个人，2009年来北京考专升本时，她就住在这里。父母希望她拿到本科，然后考研。课程上了两年还是没能全部通过，钱琦决定放弃。她找了一份培训学校的助教工作，结婚、怀孕，现在他们再也扛不住在北京的生活了。

　　回去亦或留下，不只是漂泊和稳定的选择。身份差异主导就业已是整个中国的普遍趋势，只不过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身份标签以学历和学校区隔，而中小城市更强调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两相权衡，大城市的相对公平还是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尤其是那些寒门子弟，毕竟，学历和学校这样的标签，都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换取的，而出身却无法选择。“很多北京高校的毕业生也开始往下面走了，但他们往往不会有特别好的平台，在中小城市，知识和才能反而不是最重要了。”廉思说。

　　就这样，过去10几年下来，这个群体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郊区越聚越多，在因为蚁族这个新鲜的命名被主流社会短暂地关注了一下之后，现在他们又被扔回了角落里，具体有多少，也没有人说得清楚，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曾保守估计过北京的情况，至少有10万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