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晋级”路

　　　　也有一些人选择扎在北京，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考研，是最直接的通道。据教育部统计，2012年全国研究生考试人数为165.6万人，比去年增长9.6%，创历史新高。

　　毗邻人民大学南门的万泉庄是北京考研族的聚居地之一，由于离北大、清华、北理工、北外的距离都不算远，万泉庄往往是他们的首选。去年来北京后，高磊就住在这里。1989年出生的他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法学专业，今年是他第二次考研。初试成绩刚刚出来，352分，能进中国政法大学的复试，他立即报了一个复试辅导班。

　　即使在济南当地，高磊的学校也没什么名气。大学毕业前，他曾去一家家电零售公司应聘法务，法学专业、通过司法考试这两条他都符合，第三个要求却将他拦在了门外：学校必须是一本。“读了研究生，差别应该会很大吧。”高磊这样想。他觉得即使不能当公务员或者进国企，做个律师也还不错。同村一个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北京一家医院，并且申请到了户口，这让高磊以为，取得硕士学位就等同于拿到户口。“不是说硕士以上学历可以申请北京户口吗？”当他听到这两件事并没有直接关系时，怅然若失。

　　对高磊这样毕业于普通学校的大学生来说，获得重点大学乃至名校的硕士文凭无异于“镀金”，借此改变因高考造成的教育劣势。然而，当他们带着完成的喜悦再次走出校门时，却发现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不再只看最高学历，而要求本科和硕士毕业学校都得是“985工程”院校。随着出国热、考研热的兴起，就业市场水涨船高，海归、高学历、名校生、重点大学、普通院校、专科、高职，教育程度的分化为人才需求方提供了明晰的秩序安排，条件最优的用人单位掐尖，剩下的依次分配资源。努力要上一台阶的大学生们，则永远感到自己迟滞于这种“晋级”。

　　在庙堂高处，一提到高等教育，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们往往热衷于如何提升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如何培育完整、健全的人等等美好而虚无的宏大论争，年复一年，不绝于耳。但在现实情境中，中国的高等教育正慢慢演变成这样一种精细、森严的等级体系，且无情地发挥着对无数青年人进行筛选、淘汰的作用，不仅仅教书育人，更是实现社会分层的一个强力工具。

　　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生冯龙（化名）就是一个即将到达层级顶端的幸运儿，他已经申请到去东京某研究所做博士后的资格。1985年出生的冯龙本科就读于郑州大学，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层级中，这并不是一个位次靠前的大学，如果不是这5年的学历增进，冯龙觉得自己可能与当时的同学一样，做着并没有多少前途的工作。而现在，选择权在他手中。山东威海的一家企业提供一套200多平方米的海景房、大笔安家费，东莞的企业也是一套住房和30万安家费。他都拒绝了—父母更希望他留在北京。

　　“我妈妈坚决不同意，如果我离开北京，她会觉得没有面子。”冯龙说。于是，他把工作地点限定在了北京，但是只考虑国企和研究所。一半的面试他都能顺利通过，几家对他满意的国企待遇差不多都是税后年薪10万~12万元，当他决定选择其中一家的时候，东京的offer来了，冯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U一代”危机

　　史各庄吃着廉价盒饭的陈奇、忍受枯燥和压力的考研者高磊、满怀中产阶层生活梦想的冯龙，他们同是生于1985年之后，同在这个城市经历青春，但却一点也不熟悉对方的生活。听到“蚁族”的就业状况和困窘际遇时，冯龙感到不可思议。而对于高磊来说，精英阶层、官富二代的种种优越只是网络世界里的谈资。大学的班上，50个人中有40多个来自农村，县城里的都很少。在高磊的圈子里，几乎不存在什么比较优势和参照。

　　跟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社会资源的分配一样，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正在急速地向优势群体聚集。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表明，自1990年代开始，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就开始滑落，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学子只占一成左右。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同一代人拥有的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而且分化与隔膜以一种他们自身无法察觉的方式迅速地实现着，从高考开始，直至就业、发展、结婚、生子，他们都是在各自的界别中寻找上升的可能。但在互联网所造就的虚拟世界，无论是在东京的实验室，还是在史各庄的民房，他们浏览同一个网站的新闻、使用着同样的聊天和社交工具，仿佛又回到了同一个世界，那个主流社会每天都在高谈阔论着的世界。

　　这样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一种奇异的和谐，现实生活中，彼此看不到差异，反倒都乐安天命，艰辛攀爬。当记者在北京走访了大量这种生存条件恶劣的底层青年生活社区后，原本以为生活其间的年轻人该会多么愤怒与沮丧，但事实却并不是如此，相反，他们极少抱怨社会、表达不满，常常表露出与年龄并不相符的平静、甚至漠然。或许，论坛、微博里的发泄已经足够安抚他们的情绪，即使一言不发，看到别人精彩的嬉笑怒骂，心中道一声痛快，也便罢了。

　　在对去年“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中东社会动荡进行研究时，美国记者罗宾·赖特发明了一个词“U一代”，意指无成就的（unfulfilled）、未被接纳的（unincluded）、未充分就业的（underemployed或underutilized）以及被低估的（underestimated）16岁至30岁左右的青年群体。这个群体数量众多，教育程度较高，思想较为开明，乐于进取却又没有足够的机会，对现状不满，对未来有较高预期，并且熟悉新媒体和新技术。是那场阿拉伯世界动荡的主力人群。

　　“U一代”跟中国的“蚁族”是如此相似。不少研究者也都开始从不同角度关注这个群体，学者于建嵘就曾撰文提醒执政党应当高度重视底层知识青年，他认为，30余年的改革开放，知识青年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一部分被利益结构化，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知识精英联盟；另一部分被去利益结构化，成为底层知识青年群体，他们在大城市底层艰难的生活处境使他们可能萌生“愤青”意识，对抗主流价值观，对未来社会影响深远。

　　这种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在中国短短的近代史上，知识青年群体在社会动荡和变革中充当先锋的情形，并不鲜见，从“五四”运动、知青上山下乡再回城、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莫不如此。

　　不过，今天的现实倒没这么夸张。中国的“U一代”们看起来没有什么政治表达的诉求，对成功的渴望才是他们的终极向往。通过调研，廉思就发现超过一半的“蚁族”都觉得自己未来5到10年能够成为中国的精英，“从我们学校就能看出来，学经济的学生很少有去实业的，他们更喜欢投行、金融行业。虚拟经济来钱快，大家都等不及成功了。”

　　网络上，年轻人互相附和，揭露“知识改变命运”这句激励了数代人的“流行语”是最大的欺骗。而内心深处，他们其实仍然坚信不疑。即便自己不是“富二代”，也希望可以成为“富二代”的父亲。当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和富豪们的发家传奇暴露在网站头条、娱乐版面上时，不仅是提供了一个攻击的标靶，更提供着一个奋斗的目标，他们一边辱骂，一边憧憬。 只要上升的阶梯不被撤走，生活的推动力就不会停歇。

　　对于执政者来说，似乎也没有必要过于担心这个庞大的青年群体会对现行社会秩序产生什么威胁，因为越来越强势的消费主义价值体系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一代青年人的精神动力，他们的热情还有去处，依旧对生活充满梦想，真正的危险只是在于，知识青年们的梦想被高高吊起，现实中社会层级的固化却将其狠狠摔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知青集体上山下乡来缓解就业和疏散政治热情的手段不可能再现，何处安放躁动的年华，是需要青年人和这个国家共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