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 狂者的世界

　   社会矛盾丛生、共识匮乏、理想失落之时，哲学家应该站出来讲话，所以，张汝伦试图将已被时代抛弃的旧词语：理想、道义、崇高、生命的意义等，重新植入人心。

　　张汝伦

　　1953年生于上海。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赴德国，先后就读于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现为复旦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4月初，其新著《释义》即将上市，一百多万字，写了8年。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2012年2月27日，复旦大学西光华楼305教室，新学期第一堂德国古典哲学课。张汝伦带来一本黄色硬皮封面、页面泛黄的《小逻辑》，翻到某页，开始朗读40年前在淮北农村初遇即为之动容的段落——1818年10月22日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

　　……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尚没有受到迫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而且还有从事于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

　　……我首先要求诸君信任科学，相信理性，信任自己并相信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觑的。

　　200年前德国哲学家的句子抽象、晦涩，它们的意思，对应于底下满室的iPad、触屏手机、Hello Kitty文具，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但在张汝伦元气充沛、朗声动情的宣读之下，别有一种力量。

　　30年来，张汝伦一次次在课堂上、演讲中带出他的青春，供一茬茬底色不同的青春参照。

　　我看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很亲切。上海69届下乡的比例是百分之百。我去的是安徽省阜阳专区太和县，靠近河南省的一个穷地方，土地贫瘠，种不出东西。许多年后母亲说，你下乡时我们有万箭钻心之痛，是因为你不能受教育了。

　　父母是解放前的大学生，父亲在工厂，母亲是教师。父母平时的言行态度透露着，他们所尊重和推崇的，都是读书人。记得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父亲说，这是真孝。

　　下乡之前我基本上是以书店为家的。那时还有一些旧时代的老人——你不晓得他是什么身份，可能从前是洋行的高级职员，也可能是北洋军阀的后代——有学问。我记得有一位老先生天天来，一支雪茄，一根拐杖，跟我们一样，他不买，只是翻各种书，你愿意聊，他就跟你聊，我最初的国学知识就是从他那里来的。我的哲学知识也从书店里来——有人告诉我康德有三大批判，又有人说，有个人比康德还了不起，叫黑格尔……

　　1971年尼克松访华前夕，春节我回上海探亲，看到《参考消息》上说，北京书店里可以买到汉译西方名著了。我想北京开放了，上海一定开放，第二天一大早赶到南京东路书店，果然！那里可以买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还有卢梭的、洛克的、康德的……一下子买了好多。虽然当时接受起来还有困难，但跟平常看到的“东风吹战鼓擂”完全是两个世界！它给你打开了一种文明呵。

　　我儿子小时候不理解：饭都吃不饱，怎么有心思看这种书。我跟他讲：我在书里看到人类最好的东西，是好东西，我就要拥有它。有它们做启蒙老师，还有什么话好讲，你不会只看到个人那点事，会把自己放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中去考虑问题。

　　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979年，高考不理想，张汝伦入安徽芜湖师专读英文专科。这点挫折不算什么，他与同一批进校的心气颇高的知青一样，都明白自己的归宿不在那里。

　　说到心高气傲，小学生时代他就觉得天下没什么事能难倒他。青年时代，“错误地认为接近知名学者就是攀附”，被朋友领到王元化先生家后一言不发，以至于90年代二人真正交往后，元化先生怎么也想不起数年前此人曾来造访。前不久学生问他，年轻时对自己有怎样的期望，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说：“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不管有没有恢复高考或者改革开放，我想我都会走哲学这条路。在哲学里，我看到了我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其他门类，像文学、音乐、艺术里看到的一切好东西，哲学最能满足我，而且它比较难，我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东西。”

　　对文学、艺术、绘画、雕塑、建筑、戏剧，他都有兴趣进入，“感觉它们都是在讲形式。接触西方文化越久，越能体会到形式的重要。”

　　研究生时代他声名在外：狂。1986年12月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有一篇记述他的小文《狂者进取》，作者陆灏借夫子之言来理解其“狂”。当时，张汝伦刚刚发表一系列解读尼采的文章。待他留校任教，渐渐有了名号：复旦的尼采。

　　那时候，李泽厚先生到复旦讲学，问：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什么？张汝伦答：这个问题不能这样提出，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不是what，而是how。

　　在学生时代，张汝伦的演讲场面就很可观，朋友笑他“煽动力这么强，不搞政治可惜了”。他1米65的身躯里浓缩着激情、求知欲、批判力和理想主义，仿佛象牙塔里一座会移动的火山。

　　1988年，张汝伦在洪堡基金的支持下赴德深造，受教于两位导师：一位是Bubner教授，伽达默尔的弟子；一位是冯•赫尔曼教授，海德格尔晚年的助手，也是其全集的主要编者。

　　张汝伦不止一次向学生描述Bubner教授开讲《存在与时间》的景象：教室里坐满，地板上坐满，然后延伸到讲台四周，以至于Bubner先生转身、挪动都有困难。

　　1989年海德格尔诞辰一百周年时，德国出版其著作《哲学贡献》（全集第65卷），被认为是仅次于《存在与时间》的重要著作。此书极难读，冯•赫尔曼教授开了一个研究生讨论班，下午5点到8点上课。有一位老太太，驼背，拄双拐，风雨无阻来听课。“因为上完课跟她搭同一路电车回家，所以印象深刻。她不要学位，也没别的想法，就是求知。”

　　德国人严肃古板、不苟言笑，但这个民族对思想的热爱、对问题的穷尽，令他喟叹。康德的先验方法论、黑格尔的大小逻辑、一战后德国思想界生成的所谓“1918年人”，令他嗅到崇高思想的气息——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把年纪了，上课还那么激动”

　　在旁人眼里，谈起理想、道德、人等等与哲学有关的命题，他“凛然不可侵犯”；谈起周遭丑恶，他每作狮吼。“作狮子吼”，这是他的词汇，用在他欣赏的一类人身上：熊十力、梁潄溟、苏珊•桑塔格、费希特……他赞成“我批评你不留情面，就像你批评我不留情面”的风范，压根儿没想做一个虚心谨慎、四平八稳、看眼色行事的学院中人。所以，他得罪不少人；所以，当他将开《论语》课时，有同学私下议论：且看老张怎样讲解“温良恭俭让”。

　　张汝伦脾气不好，常常骂人，有时候一句话讲得不对他就翻脸——有学生说，他其实是孩子脾气，阴晴圆缺都在脸上，直来直去。学生私下也交流：去请教张老师，千万不能谦虚，起首就讲“我书读得不多”，张老师多半眼睛一瞪，没好气地请你先回去读书。

　　他也全然不像是花甲将至。同事看不懂，“一把年纪了，上课还那么激动。”他上课中气之足、身心之投入，实不多见。有一次，收上来的作业表明同学们对“观念”的理解不过关，他半夜醒来仍在苦想，第二天把咀嚼后的“观念就是事物向我们呈现的形式”写在黑板上。一不小心，他也会在讲台上漏出一句：“我是爱你们的。”

　　这种爱，表现在他的备课讲义里，表现在针砭时弊的淋漓中，表现在对北校门卖螃蟹的博士生、热衷于炒股的数学系高才生、忙着找工作而无心上课的实用主义学生的痛骂里。

　　痛骂，是与时代潮流相反的牵引之力，蕴含一种奇特的磁场。他的课常常人满为患，有从外校来的，也有中年面孔。这学期开讲《德国古典哲学》，正式选修的是8位，来听课的却有130多位，不得已，换到大教室。2011年，他被选为复旦最受喜爱的研究生导师之一，得票数名列前三。

　　他也是高校学生团体最喜欢邀请的演讲者。“不喜欢扮演青年导师”，但每每有推不掉的人情或架不住的热情，又会出现在演讲台上。他喜欢现场那种心灵间的互动。他说，接触学生，对他们有帮助，那种成就感不亚于撰文著书。

　　康德、蒙田，以及斯多亚学派的哲人说：我们的责任不是制作书本，而是制作人格；我们要赢得的不是战役和疆土，而是我们行为间的秩序与安宁；真正的大师杰作是一个合宜的生活方式。科学是硬心肠的、技术是冷冰冰的，这世界需要一点人文精神。张汝伦嬉怒笑骂、苦口婆心、翻来覆去讲的，也就是这些。他试图将已被时代抛弃的旧词语：理想、道义、崇高、生命的意义……重新植入人心。他反复告诉学生：生命不等于生计，生命的本质是自由。

　　思想来自信和疑

　　人物周刊：思想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张汝伦：信和疑。像康德和黑格尔，你看他们的书，一上来就是许多的疑。尼采也是有疑有信，有破有立。疑和信相互支撑，才能成就一个学者。没有疑的信，是盲信。中国现在这票朋友，聪明啊，只要把流行的意见用自己的话讲一遍，就变成他的“信”。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水平不够，一种是出于某种目的假装信——当然这可能是人类的常态。

　　学者真要有点自己的东西，我想还是要“独”一点，冷清一点。如果走到东走到西，都是座上客，哪怕有八辈子武功，迟早都会废掉。

　　18世纪以来，人类的思维水平在不断下降。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就是大家都没有思考的习惯，人云亦云。媒体尤其如此，什么事情发生了，先找专家说说。有一次记者打电话给我：张老师，延安中路绿地放了几只天鹅，请您谈谈看法。我也不生气了，跟他讲，地铁里随便找个人，都能讲清楚的。

　　晚清有识之士就看到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启民智，但我理解不是向民众灌输思想，而是让民众养成批判思维的习惯。我为什么这么卖力讲课，就是希望我的学生里能出一些哲学水准较高的人——这种人多出20个好了——如果他们有公共关怀的话，进入公共领域发言的时候，可能情况就会改观。

　　在人类文明历史上，那些最被铭记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思想类型的，远的不说了，近代有哈贝马斯、罗尔斯、以塞亚•伯林、理查德•罗蒂、查尔斯•泰勒……不管政治立场是左还是右。如果一个国家推向前台尽是些研究斗蟋蟀的、种菊花的、收藏明代家具的文化英雄，我就觉得有点可疑了。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知识分子成为利益集团代言人？

　　张汝伦：有人说，左派多跟领导接近，自由派多跟老板打交道。我可能读书中了毒，比较幼稚，就相信知识分子应该始终独立，责任有两个：一是替没办法发声的人讲话，二是担当社会的良心。

　　现在左右都有一个想法，人是阶级利益的代表，现在这些思想阵营已经划好，只要站站队就行了。其实，我认为左和右都是现代性一根藤上结的瓜，是一币的两面。如果抽象地讲，每一派我都有赞同的东西，但它们的理念，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采取的手段，包括它们的逻辑都是现代性的，我是都不同意的。

　　有时候我也怀疑，高唱这主义那主义的人，也许什么都不信。所以说中国缺少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共产党领导，但中国就出不了帕斯捷尔纳克，出不了茨维塔耶娃。这恐怕跟制度没什么关系，有更深层的原因。张东荪讲过，“五四”以后再也没有像他老师梁启超那样的人，有“高尚洁白的心胸，昂首天外的气概”。我至今记得1980年央视转播萨特去世、巴黎五六万人给他送葬的壮观场面，总统国王的葬礼也没这么多人。左派右派都去了，其中一定有人不同意他的政治立场，但作为知识分子，他够格。他能写出那种东西，背后是有理想支撑的。

　　人物周刊：我们的思想文化产品，看看也蛮繁荣，但总像缺点什么。

　　张汝伦：就是拿不出让人感动的东西。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人真是“人类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而且超越了个人的际遇、一己的苦难。我们现在的人，不晓得好糗，那只胃口好像就接受不了崇高的东西了。

　　人物周刊：从1980年代的“纯真”、“理想”到现在它们贬值，不过短短30年。

　　张汝伦：现在是缺少做梦的人，缺少理想主义者——这些都是要被嘲笑的。常说，西方有为真理而真理的人，而中国人没有这种思维习惯，追求实用者居多。但翻翻中国历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朝闻道，夕可死矣”的人是有的啊——南宋时，岳蔍书院的山长张栻，跟朱熹关于《中庸》里“已发”、“未发”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于是提议二人当面讨论。朱熹骑着马从福建到长沙，走了一个多月。四面八方的读书人也骑马、步行赶去听。一个土台，两把椅子今天还在。除了吃饭、睡觉，两个人整整讨论了三天三夜，底下的人也听了三天三夜，跟他们同来的马，把前面两口池塘里的水都喝干了。

　　人物周刊：现在大师没了，大学也变成“教师企业家的松散联盟”。

　　张汝伦：大学今天的问题在于教的人和学的人大多都没有神圣感，向道之心没了。我有时候跟学生讲，我们相聚在这里为了一个东西：道！就是真理。

　　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大师，首先要想想，这是一个怎样的人。熊十力的文字背后有一种天地英雄之气，不是学院里斯斯文文的教授所能有的。这背后，是一种淋漓的生命元气，它在今天的学术工业中越来越萎缩、式微。

　　张中行晚年回忆老师熊十力，说老师真是很可怜——特别不会照顾自己，而且从来就是一个字：穷。冬天穿的是空心棉袄，里面没有衬的。熊师母要去北京照顾他，他坚决不要，他跟张中行讲，她来照顾我，我总要跟她讲话，总要耗掉一点时间吧，没必要。他有使命感，觉得老天爷就是要他为中国做事情的，所以要把全部的生命押在学问上。

　　古今中外大哲都是这样。萨特晚年写《辩证理性批判》时，身体已经很差了，大把大把吃激素，为了保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别人问他，你还要不要命了，他反问，一个人要命是为了什么？ 福柯查出患艾滋病后，跟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说，你这里查资料方便，也清静，给我留间工作室——拼命在那里写他的《性史》。

　　有一种西方来的论调，一个人的水平跟他这个人没有关系——错！学问在一般的阶段，人格很差的人也能取得小成就，但想攀登顶峰，知、情、意中的情和意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大小逻辑”，虽然不像诗歌小说那样感性和容易接近，但如果你有心，会被它感动。我十七八岁就读黑格尔，现在想来，可能读懂的部分很少，但从此一辈子就被它迷住了，因为它内在有一种日常生活中缺少的崇高的气味。你会感觉到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你会觉得，做人当如是。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出那样的丰功伟业来，但至少可以向这种生活靠一靠。

　　哲学应该对认识生命有所贡献。它不是形上、形下、先验、超验这类抽象概念的游戏，它是一种对自由生活的追求，是一种道德的事业，是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