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 狂者的世界

　　现代性结的果

　　人物周刊：您觉得贫富差距大、教育不公平等等，它们产生的根源，从哲学的角度怎么分析？

　　张汝伦：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有几条是不容讨论必须确立的。比方：人人平等，强者对弱者关爱，人与人相互依存。这相当于哲学中的“第一原理”。但是，在全人类都以利为第一原理的现代性轨道里，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关爱和相互依存，这就是症结所在。

　　所以儒家首先要讲清楚义和利。读书也好，做官也好，先懂这个。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掌教的时候，请陆象山去讲学，陆就讲义利之辩。那是初冬，史书记载，朱熹在旁边听得汗流浃背，不停地在扇扇子——内心震动啊。但现在人们对历史上出现的宗教圣人也好，舍生取义也好，都觉得没有必要。

　　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绝对意义上的平等，这是无法消除的事实。庄子有个命题，“以不齐为齐”，不是说取消个体的差异性，把大家拉齐，而是在承认这个自然的不平等前提下，如何照顾到平等。这就跟制度有关了。梁潄溟厉害，1930年代就看出，穷人的孩子不能出头了，教育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过去科举制度能把穷人的孩子选拔出来，像范仲淹这种家里穷得不得了的，最后能当上“副总理”。但到近现代却不可能了，因为教育已经变异为一种产业、一种需要购买的商品。优质教育资源要求付出的也多，而其培养出来的人多半在社会上占据要津，长此以往，一定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哈佛许多专业都有奖学金，惟独出路最好的商学院和法学院是不设奖学金的，意思是回报高，所以投入也要高。以知性的逻辑看，这个制度是合理的。所以福山说，美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早已不存在，阶级一旦形成，就是铁板一块。不独美国、中国，全世界都如此，而且变成大家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制度。

　　人物周刊：所以现在有“拼爹”一说。

　　张汝伦：要么怪你老爹没本事，要么怪自己投胎投错了。现在跟制度决定论相配套的，是什么事情最后都归过于执政党。要看到，政治也是现代性的产物——为了完成一个任务、目标，不惜一切手段。譬如救国、反压迫，譬如维护正义，只要动机是美好的，意图是正确的，目标是正义的，那么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而且要求大家都容忍由此而来的各种手段，这就是所谓的意图伦理。

　　人物周刊：好比捉到一个嫌疑犯，刑讯逼供。

　　张汝伦：对，这就是现代性。全世界如此，只不过不同政体之下的执政党有的做得隐蔽点、温和点，有的做得赤裸裸点。看人类，为了过上所谓中产阶级的生活（目标、意向），把地球破坏到今天这个样子（不对后果负责），而且，我们能说过上中产阶级生活这个目标是正确的吗？我们今天所谓的舒适生活中，有许多是不必要的，代价是把属于后代的资源提前消耗掉了，但每个人都安之若素，因为背后有一整套制度的支持。

　　人物周刊：为什么说现代性是野蛮的？

　　张汝伦：现代性这3个字，不等于合理、正确、文明，很有可能指向野蛮。荀子说，春天不要砍柴，因为树木正发芽，春天也不要打猎，因为动物正孕育生命，猎一物很可能害两条命；夫子也说，“钓而不网，戈不射宿”。这是前现代的文明。

　　而我们今天，水、空气、鱼、熊胆，没有一样是不能下手的。我看电视上的辩论，围绕的是熊疼不疼的问题，不疼，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取胆汁——这实在是低层次的讨论，如果康德在世，他会说，万物一体！人和自然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超越功利的。

　　现代性的野蛮是从人类为自己谋利这个角度来讲的。现代性所有的义，是用利来解释的，义是相对的，利是绝对的，是最高原则，毛病就出在这里。黑格尔伟大，他讲现代性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普罗塔戈拉那句“人是万物的尺度”就开始了。现代性“以人为本”，忘记了要对世界上有生命没生命的其它东西作出让步，这就很可怕了。技术无止境的滥用，对环境无止境的攫取、破坏……看看虚伪的哥本哈根会议，1600辆大排量轿车里走下替地球操心、呼吁减少环境污染的大人物，会务费不算，还得用掉1亿美元的保安费。熊十力先生很早就看到科学技术和资本结合在一起，将贻害人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局面。

　　恢复完整的人性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最不坏的”民主制度。

　　张汝伦：我们初识民主制度，觉得先进，觉得好，都是情理中事。但能否站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脉络里来思考它？民主制度最不坏的一点可能就是，如果有人做了坏事，我们可以惩治他。但一个好的社会不能永远停留在制止坏事上。如果今天孔子和苏格拉底活着，他们会觉得今天的人怎么会这样想问题，怎么这样愚蠢。

　　《论语》一万六千字，有一句话出现两次：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你说孔子对人性是乐观还是悲观？孟子更悲观：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荀子说：人性本恶，其善伪也。这个伪不是虚伪，是人为的、后天努力的意思。朱熹也说：天人交战。如果性善，还要交什么战。但苏格拉底相信，除了知性的世界，还有一个崇高的理性世界存在。康德不是一样吗？作为人，我们是要服从自然规律，七情六欲皆有，但我们同时还是另一个世界的公民，精神世界是有的啊。

　　人物周刊：那么，怎样才能做个有道德的人呢？有人提出要设道德档案。

　　张汝伦：开什么国际玩笑。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受害者一定是道德；启蒙运动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从此不能信任任何人。15-16世纪，从热那亚开往英国的商船，十船染料九船是假的。罗马帝国晚期，欧亚大陆一片混乱，从上到下处于糜烂之中。基督教像一阵清风吹来，不过一个世纪左右，风气丕变，那是因为人把自己的人生目的和人生观给改变了，它靠的是“觉悟”。

　　人物周刊：现在皈依佛教的人越来越多了。

　　张汝伦：假的呀。一个星期6天半做坏事，半天吃斋念佛。我认识一些富婆，给庙里捐很多钱，跑得来得个起劲，叫她把房子换小点，别开车了，肯吗？我有个德国朋友，住在教堂边上，每周六来做礼拜的人都把车停在他楼下，极吵。他跟我讲，如果我是上帝，只要他们不开车、不给世界制造噪音，不来做礼拜都行。

　　人物周刊：树几个典型看样子不行，那么，请您设计一套制度来帮大家做有德之人。

　　张汝伦：现在的人都得了制度依赖症。这不是能靠制度设计出来的，这事要靠人的自觉，而人的自觉又是最没把握的事。但康德相信：只要是一个人，都会觉得做一个有德的人比做邪恶的人要好。一个人为什么要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比方看到一个小孩很饿，自己也饿，只有10元，宁愿买东西让小孩先吃自己饿着。康德最后就说，不要来问我为什么，因为你是人不是动物，人是自由的、自律的！但是今天的人很轻易地把康德丢在一边，用经验的事实（我看到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所以这是合理的）来驳康德所谓先验的自由（我必须悬置知识，为信念留出地盘）。

　　人物周刊：苏珊•桑塔格谈到资本主义时，一下子点到它的虚无主义价值观。现代人的精神状态、道德表情多少跟虚无接轨了。

　　张汝伦：在桑塔格看来，资本主义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社会思潮，它摧毁过去的一切，使世界荒原化和简单化。现代文明的核心是理性，卢梭是近代第一个指出理性内在吊诡的人。他说，理性产生了科学、艺术、等等，把地球变得一片荒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理性在运用的过程中失去了其目的，沦为工具理性，成了满足人欲望的工具，跟意义、价值无关了。但工具理性解决不了生命意义、人为什么活着这样的问题，这就是近代虚无主义的根源。近代以来人类道德的堕落、社会的邪恶和苦难，人被欲望（七情六欲和工具理性）所把持，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卢梭讲，重要的是恢复完整的人性。

　　人物周刊：说到荒芜——有时候想想，物质虽然丰富了，但“我想怎样生活”的路反而越来越窄了。

　　张汝伦：伯林早就讲过，20世纪的人的自由比18世纪的人来得少。因为解释生活的意义、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套方法被规定了，它一定会收窄思想的广度，就像都在给孩子请家教、报这个班那个班，不随这大流，倒显得另类。号称自由的时代，其实最没有自由；号称个人主义，其实没有了个人。这就使得社会朝着一个很奇怪的方向发展，就是平均化、同质化、平面化、娱乐化。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常识？

　　张汝伦：常识（common sense），在古典哲学里译为公感，放在日常的、平均的生活里没有问题，但把它当作普遍真理使用就有问题。常识往往是对一时一物的认识，它是片面的、相对的，有效性是有限的。在急功近利的时代，有些人会把常识等同于真理，迷信常识只能说明他的肤浅和短视。接触过德国哲学的人都知道，哲学家就是在追问中得出超越常识的重要思想，它代表人类超越有限性和习惯性的努力，就是要揭露似是而非的问题。宋儒所谓“于无疑处有疑”也是这个意思。但凡有点头脑的人应该对千篇一律、麻木不仁的日常生活和经验保持警惕。超越常识会带给人一种新的感受力，是对生活的拓展而不是脱离。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微博？

　　张汝伦：吃饱饭没事干。这世上值得花时间的事情太多了，比方每天都有新知识的产生、旧知识的积累，一个人穷一生之力也只能得其万一……大好时间花在140个字的游戏里？发表一些随兴的、不成熟的意见？我是没功夫。有时候在地铁里看到一车厢的人都盯着手上那只小玩艺，都在滑动或者按键，好像一车厢的人都成了终端、接收器，变成一车厢的塑料心。微博是什么？是现代人虚荣心、表现欲、孤独感等等东西的集中之地。我向来不想当意见领袖，那种被粉丝簇拥的感觉说实在的，会让我起鸡皮疙瘩。

　　人物周刊：大众又是什么呢？

　　张汝伦：很容易被欺骗被操纵的一群人。也不用我说，从19世纪克尔凯郭尔开始，就有人说明了。现代传媒工具发明之后更是如此，乔姆斯基对“宣传”的揭示够深刻了。所以当年金克木先生跟我讲：不要太在意舆论，我是办过报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