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右的头脑 左的“心”

黄有光（徐琳玲）

　　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曾经是马来西亚左翼青年，对经济学的学习让他开始反思少年时的信仰，当左右纷争不再是时代主题，他提出了快乐经济学。当今最优秀的华人经济学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老顽童？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澳大利亚墨尔本

　　就是这样。”

　　嗖地，黄有光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高高举起双手，转身背过去，弯下腰，臀部开始有节奏地左右摇摆，嘴里发出“嘘嘘”的喝倒彩声。

　　“我们排成一排，一起把屁股朝向李光耀。”他在模仿50年前和同学徒步二十多公里赶去“哄场子”的场景。那时，黄有光是左翼学生运动的领袖，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空荡荡的餐厅回响着他极具爆发力的大笑。眼前这位眼眸里闪烁着顽皮的“老顽童”，正是著名经济学家、澳大利亚首位华裔社会科学院院士、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成员黄有光。2007年，他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称号。

　　按学术界的硬标准，黄有光是在世界顶级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最多、 且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华裔经济学家。

　　美国经济学家、诺奖得主肯尼斯•阿罗称赞他是“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是当代极少数对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做出贡献、并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承认的华裔经济学家之一”，“是研究经济政策分析基础理论的许多学者当中，最具原创性想法的学者之一。”

　　他的学术成就包括：提出“第三优理论”，为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开辟新路；在上世纪70年代从另一角度证明阿罗提出的“不可能定理”；综合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独创“综观经济学”。

　　此外，他协助杨小凯，合作发展了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只是他诸多兴趣之一。晚饭后，他写武侠小说，涉猎各类学科，在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行为与脑科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两百多篇审稿论文。

　　上世纪80年代，他出版了《千古奇情记》——一个有关DNA克隆的侠女十姐妹、人格分裂、梦游杀人的混合武侠、科幻、悬疑、破案题材的离奇故事。

　　左派的青春之歌

　　若不是为“革资本主义的命”而去学经济学，黄有光原本会在社会运动中挥霍青春与热血。

　　黄有光出生于马来西亚，祖籍广东潮汕。父亲自上世纪30年代下南洋经营建筑材料生意。

　　在黄有光记忆中，父亲是左倾分子。上世纪50年代，他把黄有光的哥哥姐姐们陆续送回大陆读书。每天晚饭后，家门口摆上一排椅子，邻居聚到他家闲聊。黄有光的父亲坐在那里高谈阔论，就中国时局、国际局势发表各种激进的左派言论。

　　耳濡目染下，黄有光自小就是赤色分子。一次，USIS美国新闻社到他就读的华校分发宣传品。“我一看就知道是这是宣传反共思想的，非常愤怒，立刻号召同学撕掉宣传册子。班上有同学一边心疼地叫：别撕啊，我不读，我只是想拿它来包书。”

　　初二时，他秘密加入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左派学生地下组织。到高二时，已是三人领导小组成员，在两千多名学生中发展了一百多名秘密成员。

　　整个中学时代，黄有光热火朝天地投入到各种秘密和公开的左翼学生运动中。他们在学校里发展秘密成员，学习各种左倾书籍和左倾思想。碰到有进步学生被开除或被逮捕，或者政府颁布“反动”法令，他们就组织罢课、游行抗议。

　　那个时代，多数青年学生的思想都是左倾的，至少是同情左倾的，“在他们眼里，我们被认为是‘有正义感的、对的’。”

　　一次，黄有光参与几所学校的联合游行，在学校礼堂集会时，被政府派来的警察包围了，“我们把大门锁起来，警察就通过玻璃窗扔进来催泪弹，烟刚开始冒出来，觉得很刺激很好玩，等到处都是烟，满眼都是眼泪，再也受不了，大家就冲出来又集合，开往另一所中学。”

　　还有一次，黄有光骑着单车把一批左倾书籍和宣传资料运送到各个“点”。忽然，他的左边闪出一辆单车，车上的人手指着那包书，命令他立刻停车。

　　“我明白自己是被密探盯上了。于是，一个急刹车，调转车头就跑，把他甩掉了。”

　　这些左倾书籍大多通过“地下渠道”从红色中国运送进来，有《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实践论》、《平凡的真理》，还有中国解放后的大量革命小说以及被翻成中文的苏联小说。

　　他最喜欢《青春之歌》、《红岩》、和美国记者斯诺写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里面中共的形象很高大，一读就更加支持共产党了。后来，觉得斯诺实在是太天真了。”

　　回想起这段“为崇高的人类理想而奋斗”的时光，如今倡导快乐经济学的黄有光笑着说：“虽然想法很幼稚，那时的快乐水平确是很高的。”

　　中学毕业后，黄有光放弃了个人最感兴趣的数学和物理，报考了南洋大学经济系。“纯粹是为了革命服务——我想置身于革命，在马来西亚建立社会主义，这样学经济学会有用。谁想到等学完了，就不再支持共产主义了。”

　　大一时，黄有光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迷惑不解于一个问题：马克思用在“剥削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来解释利润率的下降，这和他关于工人绝对贫困的理论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内在矛盾——“如果剥削率不变，则工人的实际工资必然提高，不会绝对贫困化。不然，既然资本家的利润率也下降了，那么，较高生产力的成果到哪里去了呢？”

　　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班上另一位左倾的同学交流。“他怎么都听不进去，翻来覆去只有3个字‘不可能，不可能’。”

　　50年代初期，有关中苏不合的消息开始流传。一度，黄有光认为这是西方的“别有用心”。有人告诉他父亲：这是真的。“我立刻反驳他，中苏在看法上也许有分歧，不见得就是分裂，要考虑到苏联是联合国成员，不能像中国那样公开反美反得这么厉害。总之，主观上怎么都不接受他们分裂的现实。”

　　最终，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成为公开的事实。在迷惑不解中，黄有光认真读了《人民日报》刊发的《九评苏共》，“觉得很有道理，决定支持中共。”

　　渐渐地，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开始动摇，但是，“还是认为大方向是对的，只是个别地方出了问题。”他继续活跃于各种公开的左倾学生运动。新马分治后，在马共的指示下，他和同学为左翼的“社会主义阵线”做竞选宣传，和李光耀领导的右翼“人民行动党”大打舆论战。

　　通过报纸和北京的电波，黄有光关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一度，钢铁产量的数据令他激动万分，然而，不断刷新的数字越来越像一个笑话。“国内的亲戚写信向我们讨粮食。起初，我接受自然灾害的说法，后来渐渐发现不是这么简单。”

　　随着对经济学深入研修，他发现资本主义很不错，“我渐渐认为：要使人们幸福，未必一定得是社会主义。如果资本主义能够做得比较好，也能使多数人幸福。”

　　等经济系博士毕业，黄有光已从一名激进的左派分子，彻底转向了“中偏右”的立场。

　　1973年，他携妻子第一次踏上红色中国的土地。此时已是“文革”末期，最糟糕的日子已过去。所到之处，一片凋敝，人们穿的都是灰的、蓝的，偶尔有黑色的，“当时对社会主义非常失望。”

　　在回忆的光影倒放中，黄有光背诵起孔子的《礼运•大同篇》，他和记者描绘了一幅少年时追求的理想社会画面。

　　“我非常欣赏一句话——一个人二十来岁时，如果不是左倾的或者左倾的同情者，something wrong with his heart（他的心有问题）。如果他在三四十岁还是左的，then something wrong with his head（他的头脑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