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川辅导学生们如何记单词
他是不幸的：因失明而被迫离开讲台，妻子病逝，脑部肿瘤在侵蚀他的记忆力
他是坚强的：从向学生请教单词开始，慢慢拾起英语，再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教学生
那一年，他36岁，晕倒在讲台上双目失明，被迫离开了自己最爱的学生;那一年，他38岁，妻子罹患尿毒症撒手人寰，抛下了他、年迈的父母与13岁的儿子;今年，他44岁，年过不惑的他在用坚强感染着每一个人，书写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铃……”对于他来说，这声音多么悦耳，多么熟悉。
他住的地方与教学楼百米之隔，“那是我生命的时针”。每当上课铃声响起，他眉头紧蹙，在脑海中快速浏览着单词和语法，回忆着手持粉笔在黑板上疾书的往昔，时刻提醒自己，他属于那里;每当下课后孩子们喧闹的声音传来，他侧耳倾听，面朝窗外无限憧憬，想像着自己与一群又一群孩子们在操场上欢笑。这些，他已经远离。
但他并不寂寞，他知道，每隔半个月，身边这间小屋子里将挤满活泼的孩子们，悦耳的单词和动听的歌声会将他充满。他思索着，再一次见到孩子们的时候，要将自己新想到的英语顺口溜和歌曲教给他们，顺便向孩子们请教几个英语单词，因为印象已经开始模糊了。
他，叫刘川，原澄迈二中高中部的英语老师，一个在两年间经历了双目失明又痛失伴侣的不幸男人。刘川老师的邻居这样形容，上天剥夺了他太多的东西，但赐于了他坚强的品格。
“很快，又能见到孩子们了。”刘川喃喃自语，在他那张已经无法展露任何复杂表情的脸上，仿佛看到一丝若隐若现的微笑。本报实习记者崔嵛/文
记者刘孙谋/图
一堂特别的英语课
这位老师那么与众不同，不仅因为他失去光泽的瞳孔，更因为他独特的教学风格
4月27日下午，澄迈二中刘川老师的家里，不算宽敞的客厅被十来个小脑袋所挤满。一个个英语单词飞出窗外，间或伴随着阵阵欢声笑语。没有黑板、没有粉笔、也没有教室。在孩子的眼里，他们眼前的这位老师是那么的与众不同。这不仅是他眼眶中早已失去光泽的瞳孔，更因为他与其他老师完全不同的风格。
看着眼前的盲人老师刘川，澄迈二中的学生会主席温奇丽悄悄与身旁的女生耳语：“你也会喜欢刘川老师的，是他让我知道学习原来是如此让人愉悦。”
“好像下午来的人比往常多”，刘川侧着头，努力地听着学生们搬动椅子的声响。
“听很多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们说起您，我们都很想见见刘老师。”几个声音同时说道。
刘川点着头，双手合十表达着谢意，“国富、李丹……其他同学也一一把名字告诉我好吗?”
“推理、想像、联系、结合……无论是英语还是任何学科，都能用多种方法去思索、去记忆，只要你肯开动脑筋。”同样的话刘川已经说过无数遍，一边说，他一边侧耳留意孩子们的反应。刘川说，每次接触一个学生，他都不确定对方是否会对一个盲人教的学习方法感兴趣，更何况这套自创学习方法的诞生，起初只是他担心自己的脑细胞被肿瘤留下的后遗症侵蚀殆尽。
刘川坚持用英语与学生交流，“要培养孩子们的语感，不然还算什么英语老师?”刘川有两个习惯动作，其中一个是眉头紧锁时，右手轻捋头发，左手敲打着膝盖，那是他努力在脑海中回想单词时的神情。
“famous这个单词怎么记?excellent又怎么记?”提出问题的女生说完便饶有兴致地盯着刘川。
“哒哒哒”，刘川的左手像是在发送密码般律动着，随即他抬起右手，捋着头发说：“想认识他们，首先你要先学会想像……”
“刘老师让我们想像单词的样子和发音，其实，我只要每次想到他认真的表情，单词自然而然就从脑中跳出来了。”温奇丽说。
刘川每堂课都喜欢让孩子们随便找出些问题，让大家一同思考。“无论是语文、历史、地理，还是政治都行。”刘川说，他最大的爱好是听科教节目，尤其是像“探索频道”等，“我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并试图将他们融于教学中。”刘川说，任何科目都是相通的，区别只在于你如何去思考并联系起来。
“老师，您说的那些学英语、记单词的方法真的能用于理解古诗、记住政治原理、化学公式吗?”一位高一年纪的学生轻声地问。
刘川的头突然向上一抬，这是一个让他开心的问题。他说，“李白当初也是像我们记单词一样，脑中努力想像着家乡的情景，才写得出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在学生们的笑声中，刘川朗诵着那首诗，他的右手食指在左手张开的手掌中间不断地指点着，这是他另一习惯动作。
天色渐晚，学生们还有晚自习。“同学们，谢谢你们让我能够和大家一起学习。”刘川将孩子们招呼起来，催促他们去吃晚饭。
“刘老师，今天还没唱歌呢。”学生依然依依不舍。
“下次再唱。”刘川努力展开笑容，向大家挥了挥手。
要竭尽一切好好活着
我不想像废人一样，能做到的就去做，不能做到的也要试着去做
学生们一一离去后，刘川想起之前烧开的那壶水还没有灌进热水瓶。他起身缓缓向厨房摸索着。这时还未离开的温奇丽先跑了进去，将水壶从刘川身前抢先提了出来。
在厨房里，他右手拉开炉灶下方的柜门，从一个塑料盒子中摸出两把米，左手从一旁的电饭煲里将内胆取出，倒水、淘米、插电、按下煮饭键。“这些我还做得来”，刘川勉强挤出微笑。自失明后，家里的一切东西都买成了全自动的，煮饭也好，洗衣也罢，刘川说，他不想像废人一样，能做到的就去做，不能做到的也要试着去做。
“就是烧水每次都是母亲抢着来，其实我做得到。”然而事实上，刘川的胳膊和小腿上，被热水烫伤的痕迹至今清晰可见。
“等饭焖好，父亲买菜回来就可以吃饭了。”刘川说，自己以前很喜欢做菜，妻子在世的时候，两口子甚至经常抢着做、比着做。如今是爸爸每天负责买菜、炒菜，妈妈负责生火、烧水，“他们俩今年都80多岁了……”
刘川说着不断敲打着自己的脑袋，“我的眼泪早已流干了。”
“爸、奶奶”，刘川读高二的儿子回家了，简简单单的一句，没有更多交流，一个人默默走进他与父亲共用的那间卧室。一个约6平方米的小房间，简单的家具，一张上下铺。“我睡上面”，他的表情略显尴尬。
同睡一间屋子，但父子二人的交流却渐渐地少了。孩子说，学业太忙了。但奶奶摇着头说，以前父子二人的关系非常好，几乎无话不谈，但这些年，那孩子经历了太多的变故，连话也少了。
晚上7点钟，老父亲拎着菜走进家门。
对于父母、对于儿子，刘川说，简简单单一句“亏欠太多”远远不够。为了他们，他要做的就是竭尽一切，好好活着。他朝着大门的方向迎了过去，“爸，饭快好了，我来帮您。”
我要重新当起老师
一位学生问他，您还会教我们英语吗，那一刻，对教师职业的渴望在他脑里重新苏醒
“只要还能记住26个字母长什么样，我就不会放弃。”刘川说，每半个月一次与学生的交流是他多年来生活的寄托。“是我在教学生?”不，他双手合十，“是孩子们在帮我。”
刘川回忆着8年前那不堪回首的往事。那是2004年，刘川在一次晕倒后，被检查出患有脑部肿瘤。手术虽然成功了，“我本以为活下来是一种幸运”，但没想到这仅仅是悲剧的开始。
半年后，2004年9月的一天，新学期开始不久，刘川再次晕倒在讲台上。这一次他得知的消息比失去生命更加刺痛他的心因为肿瘤此前过度压迫视觉神经，他的双眼有失明的危险。
那是一段漫长而煎熬的岁月。学校的同事劝他休息，但是他仍然坚持着，一天又一天，走上自己心爱的讲台。“我知道这一天终究会来。”刘川说，数月后，他的眼前终于只剩下一片纯白的世界，再也没有其它色彩。他知道他必须离开了。
双眼慢慢地模糊，对刘川是一种煎熬，“当眼睛完全看不见的那一刻，我几乎绝望了。”但刘川仍然憧憬着未来的某一天能够再续教师梦。然而更大的伤痛在2006年找上了他，“我真的不敢相信，妻子就这样走了。”想到家中近80岁高寿的父母，刚刚上中学的儿子，刘川对生活几乎失去希望。
刘川说，让他不堪重负的不仅仅是伤痛，更源于肿瘤给他带来的后遗症，“我的记忆力在一点点衰退。”仿佛就在一瞬间，那些曾经顺手拈来的语法和滚瓜烂熟的单词都从他的脑中四散飞去。“我很害怕，担心自己彻底变成一个废人。”刘川说，这也是为什么他如此珍惜每一次与学生们在一起学习、交流的瞬间。
“有一天，我那个毕业班级的一位女学生这样对我说，刘老师，你还会像以前一样教我们英语吗?”那一刻，那份当年在海南中学就读时就萌发的对教师职业的渴望再次飞进了脑海。“当然教，不过首先你们要教我。”
“应该是2007年吧，那个女孩找来了五六名我教过的学生……”想起让自己时隔3年后重温教师激情的那堂课，刘川感慨万千。“是孩子们救了我，也让我知道了自己应该做什么。”
此后几年，为照顾刘川的生活，学校的学生会自发组织来到刘川的家中。“没想到，我们本意是来干活，最终却变成了愉快地学习。”回忆起第一次来到刘川家中的情景，温奇丽笑着说。
刘川开始努力地将那些早已遗忘的单词和语法一一捡起来。“没想到，我的脑子又活过来了。”刘川说，一开始的时候，一个单词他有时要打电话给学生问上好几遍。“值得庆幸的是，字母和音标我还没忘。”虽然记忆力的衰退并未停止，也让刘川必须花费更大的力量和精力强迫自己“动脑”，但每每谈到孩子们，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提起他编的顺口溜和英文歌曲，刘川笑道，“你听过他们唱吗?”他再一次双手合十，“每一次我编完后就马上教给他们，然后他们会一次一次唱给我听，我知道他们在帮我记忆。”
学生教老师?孩子们却不这么想。温奇丽说，“当看到刘老师在用我们小学使用的方法记单词时，很多人都哭了。但不知怎么的，以前看似困难的单词，与刘老师在一起学的时候却变得那么容易。”温奇丽说，她喜欢刘老师让同学们一次又一次用不同方式自我介绍，更喜欢那些读来朗朗上口的顺口溜，“还有英文版的《小草》，太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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