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一村庄将“禁止乱办酒宴”写进村规引争议(图)

　　(贵州)德江县一村庄将“禁止乱办酒宴”写进村规民约

　　村规刹办酒 靠谱不靠谱？

　　有村民赞同，有村民质疑；专家表示，关键要依法而行

　　近两个月来，铜仁市德江县枫香溪镇袁场社区的村民在寨子里就吃过一台酒。办酒的是袁场社区的傅家，他家4兄妹长期都在外地打工，因为母亲的离世，专程回到袁场社区办酒。

　　据了解，今年3月10日，袁场社区将禁止乱办酒宴的条款写进了村规民约，此后，寨子里的酒宴数量急剧下降，而在此前的两个月里，大多数村民每个月要吃30台以上的酒席。“几乎天天都有，有时一天还不止一台。”袁场社区的支书邓和虎说，“新村规民约实施后，大家都变得轻松了。”

　　办酒要向村里申请

　　“傅家办酒的时候来找过我，老人80多岁去世，这种丧酒根据我们的村规民约是可以办的。”邓和虎说，由于傅家情况特殊，原本不能超过30桌的酒席给他们特批到了100多桌，“傅家申请时明确表态：不收礼金都行，只是想把亲朋好友都叫来聚一聚。”与傅家不同，31岁的村民邓悦一个月前搬进新家后，想办一台“搬家酒”。酒席原本定在今年的4月8日，可是，直到今天他也没能申请成功。

　　根据袁场社区新的村规民约，除了婚丧嫁娶以外的酒席，一律属于乱办酒，并不被允许。村规民约规定，搬家酒或是生日酒这类酒宴，只有办酒人在10年之内没有办过其它酒宴，才可以申请。除了丧酒以外的酒席只准办一餐，规模必须控制在30桌以内，若酒席规模超过30桌的，每桌还会被征收400元的“消费税”。如果是生日酒则必须是年满60岁以上的村民，而且不管任何酒席都必须要发放请柬。如果办酒没有申请但属于可办范围内酒宴，村委会或者社区会向办酒者收取礼金总数40%的违约金。如果属于巧立名目乱办酒席的，除了没收礼金外，工商、监察等部门还会按照规定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搬家的时候确实想办酒，我4年没办酒了，这4年都送出去了一套房子。”邓悦的新房有3层，大约400多平米，造价20多万元。但碍于村规民约和支书的劝告，邓悦虽然坚持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没办成。

　　“办酒公司”生意冷

　　袁场社区的李锡芳今年33岁，她家里有4亩地，自己也经营有一家专卖小家电的铺子。除此之外，她还参股了一个10人的“办酒一条龙股份公司”。

　　从去年开始，李锡芳与同村其他9个伙伴一起搞了一个专门为开设酒席的人服务的团队。“我们没有起名字，平时大家都叫"一条龙"。”李锡芳说，她们的一条龙服务工作包括了做饭做菜和提供所有酒席必需的用品。“主人家只要提供食材和酒水之类的就行了，其他全部都由我们安排。”

　　在德江县枫香溪镇，这样的“办酒一条龙”服务公司共有5家。但在今年年初时，一家刚刚才成立不久的“一条龙”就解散了，“因为禁止滥办酒写进了村规民约后，办酒的人少了，生意不好做了。”李锡芳说，“最忙的时候，每两天就要帮别人搞一台酒席，现在明显不可能了。”

　　“限宴令”须依法而行

　　就在一些地区相继出台“限制办酒”规定时，贵州大学公管理系副教授靳永翥表示应该更加冷静地看问题，“限酒令”虽好，但也必须依法而行。

　　“怎么执行限酒令？由谁来执行？谁又有权执行？这些都是问题。”靳永翥是管理学博士，喜好乡土调研，关注偏远农村贫困问题。“我在乡村调研中也发现了这些问题，但其实问题的根本在于很多人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没有看得更长远。”靳博士说，他认为，在乡村这样的熟人社会中，集体的认同感才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

　　“村委会或是其他村民自治组织，应该更多地向村民们解释乱办酒所带来的坏处，而不是运用强制手段去限制别人办酒。在中国的法律里，并没有一条禁止村民办酒的条款。”靳永翥说，法律属于硬规则，需要强制手段来维护法律的尊严。而村规民约这样的自治条款应该是属于软规则，有一定的弹性，属于某个特定区域或是特定人群约定俗成的东西。

　　身处这场“限酒战役”之中的袁场社区支书邓和虎则认为，村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恶性循环中，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外力来彻底掐断这个恶性循环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一些强制手段来让大家停下来，不然谁肯听？”邓和虎说，他们虽然在村规民约上有处罚条例，但目前为止，只要他们去劝说了，村民就会停止办酒，尚未开出罚单。(记者 赵越洋)

　　作者：赵越洋 (来源：贵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