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怕金融改革失去动力和创造力(人民观点·特别策划·重点领域改革观)
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访谈采访整理陈德荣
冲破对民间资本的束缚,让民间资本阳光化、规范化,是温州“金改”的重要目标
要有“试错”的改革环境。勇气和理性,是今天改革者必须具备的两个素质
分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职能边界,各守边界、各司其职,事关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成败
群众不是改革的旁观者,也不仅是改革成果的最终受益者,而要始终视之为改革的创造者、主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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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去年9月出现的“温州金融风波”,到今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在这场被普遍认为“危机催生改革”的金融体制改革中,温州成为解决经济金融领域突出问题的试验基地,它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示范平台,也是体现全国金融改革方向的重要窗口。
在这场事关民间资金命运声誉、事关大量小微企业生命力、事关“温州模式”未来、事关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温州试验”中,改革者被寄予厚望,也面临巨大考验。
如何破解温州经济投资难与融资难的双重困境,金融领域体制改革从哪里突围?改革能否以最低的成本、最少的风险、最小的代价,换取最佳的试验效果并推而广之?这既是改革的难点,也是改革的目标。
为此,我们特别邀请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谈谈温州改革的情况。
“温州试验”的示范作用 本报评论部: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综合试验区现已进入启动实施阶段。具体方案日前刚获批准,中央部委即纷纷给力支持。在温州,两家民资管理公司、民间借贷登记中心开张,小额贷款公司进入市场化运作模式……一系列进展让人振奋。这让人们想到了去年第四季度出现的温州金融风波。是危机倒逼出这场改革吗?
陈德荣:确实,这场风波凸显了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加快了国家对金融体制机制改革的决心。
从经济体制改革这一维度看,30多年改革解决了许多关键性问题,但要素市场化的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深水区里绕不开、躲不过的礁石,必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要素市场化改革里,金融体制改革无疑是重中之重。
温州风波为什么产生?温州发展模式为什么陷入困境?从宏观层面看,与国际金融危机深度影响有关;从企业层面看,有温州企业自身的问题。但深层次反映的则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不足要素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地方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与民营经济发展严重不匹配。
“风波”出现后,中央高度重视,我们也紧急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经济形势,有成效,但困扰温州经济发展的“民间资本多但投资难、小微企业多但融资难”的现象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如果不能从体制机制上突破,温州“两多两难”就无法破题,经济转型就成一句空话,社会稳定也会受到冲击。
从全国看,温州现象不是一地一时的问题。只是因为温州民营经济具有先行性,民间资本充裕,民间金融活跃,对宏观形势和市场变化反应敏感性更高,所以遇到问题更早些,暴露的矛盾更为突出。
本报评论部: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多的全国性意义。不过,如何把国务院确定的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等12项主要任务细化到实践当中去,是一次更大的考验。
陈德荣:这次的改革方案在观念上有不小的突破。实现这些突破,关键是在推进改革中落实。
将“十二条”放到改革开放30多年的大背景下,最大的特点在于,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集中于商品市场领域,这次则冲破了对民间资本的束缚,让民间资本阳光化、规范化。
在这样的整体框架下,我们推出了包括50多个项目的一揽子计划。归结起来,就是希望在4个领域实现突破,即完善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健全民间资本市场体系、创新金融服务体系、构建地方金融监管体系。
本报评论部:如何评判改革得失?
陈德荣:金融从根本上讲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评价金融改革成败与否,很简单,看民间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上能否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看“两多两难”问题能不能破解,看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能不能解决。更简单些,就是看能否建立起与民营经济相适应、相匹配的金融体系。
希望通过这次“金改”,能引来民间资本之水、浇灌实体经济之田。
把改革的风险降至最低 本报评论部:温州金融改革的一举一动,是在聚光灯下进行的,必然引来广泛的社会关注甚至引发争议。对此,你们会有压力吗?
陈德荣:压力当然会有。但改革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深化、提升、完善的过程,任何方案都不可能一开始就万无一失、完美无缺,需要在实践中检验、调整、提升。这个过程中,有不同看法、意见,很正常。这不是改革本身的问题。说到底,设立试验区,本身带着“试错”的探索。
本报评论部:我们注意到,前不久央行行长周小川、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等人来温州调研时,不约而同地提到要“允许金融改革试错”、要“包容必要的失败”、“不要求全责备”。对试验区的操作者来说,这是否特别重要?
陈德荣:很重要。从这次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快速获批,到部委、省里的鼓励先行先试,我感受到这种强烈信号:不怕改革中有失误,就怕大家失去改革动力和创造力。在防止出现影响改革进程重大错误的基础上,“试错”意味着可以给改革留下足够的施展空间。
当然,不是说允许“试错”你就可以肆意妄为,就可以盲目冒进,而是需要理性谨慎。金融体制改革跟商品市场改革不一样,它牵一发动全身,一旦出“错”,破坏力强,影响面大。
因此,由温州承担的这项“金改”,一需要勇气,二要强调理性。不能因为各界关注甚至出现微词就提心吊胆、裹足不前,错失温州改革发展的机遇,不能有效担当好为全国金融体制改革探路的重任;另一方面,更要深入调研、周密设计,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把改革的风险降至最低。
“试验区”成功了就是“示范区”,但也不是没有失败的风险。对全国和改革进程而言,虽然“试错”允许犯错,失败也能提供很好教训,但我们要力争减少失误,成为示范区。
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 本报评论部:在不少人看来,以民营经济为特色的温州模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方政府按市场规律办事的思路。在这场“金改”中,政府在把握主动权、积极作为的同时,该如何坚守自己的职能边界,如何角色定位?
陈德荣:能不能分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职能边界,各守边界、各司其职,事关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成败。
“无为”和“有为”不是绝对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民间活力的优势,这是温州发展模式的真谛和精髓,也是温州未来发展需要坚守的。
但是,政府在市场领域的放手不能变成在公共领域的放任,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即使现在政府被视作改革主导,也不能在改革中越位,不能直接当“运动员”,而是要承担平台搭建和环境建设等职能。
本报评论部:所以,你们积极争取把地方性金融体制改革纳入到国家层面,希望在更高制度层面解决温州困境;并在温州出现跑路老板、民间资本进入灰色地带之际,利用各种机会为民间资本、民营企业家正名?
陈德荣:我认为这也是政府的“有为”之处。要给温州企业的发展、温州经济的运行提供公平、公正、良好、有序的环境,真正为民解忧,为企业解忧,也为发展解忧。
我特别想强调一点。改革进入深水区,“顶层设计”非常重要,但更需树立“人民主体”的理念。群众不是改革的旁观者,也不仅是改革成果的最终受益者、共享者,而要始终视之为改革的创造者、主体力量。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顶层设计”是自上而下的框架性设计和安排,但其根源还是自下而上的强大发展冲动,需要建立在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基础之上。改革的成功,要靠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与有序参与。
本报评论部:怎么才能让这股蕴藏在民间、在老百姓里的强大改革力量激活并迸发出来?
陈德荣:从理念上说,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多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只有相信群众,才能最大程度地凝结共识,最大程度地调动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探出成功新路。具体到温州,当前的实际,就是不要将民间资本视为异己,不能把民营企业家标签化、妖魔化。
与30多年前温州的“自费改革”环境相比,今天的条件与基础不可同日而语。中央对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对温州先行先试的信任以及各部委的给力支持,是我们坚强的靠山,而温州这方土地上的人民与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温州精神,是最大的动力之源。我们不能给自己留退路,而是要倍加珍惜机遇、勇于创新创造,让温州模式再写新篇章,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作出应有贡献。(记者 吴焰 顾春 周人杰)
(本系列访谈到此为止。编 者)
作者:吴焰 顾春 周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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