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拍摄汶川地震纪录片 谈内心重建最重要(图)

    纪念“5-12”汶川地震4周年 纪录片导演范俭谈《活着》

　　“关注汶川地震，内心重建最重要”

　　早报记者 黄小河

　　为纪念“5-12”汶川地震四周年，由导演范俭创作的再生育题材纪录片《活着》，4月28日在上海创智天地“创智会堂”放映，并邀请被誉为“恐怖大王”的作家李西闽作为嘉宾出席，此次活动由万语清影放映机构与创智天地共同主办。

　　汶川地震后，6000多个家庭失去骨肉，政府免费提供给这些家庭生育二胎的机会。母亲们普遍高龄，身体条件不太好。那些艰难走在以“生育”弥补“逝去”之路的家庭，被范俭拍摄到了。《活着》讲述的就是一个失去孩子的高龄母亲在近两年时间艰难受孕的故事。

　　片中的祝俊生、叶红梅夫妇就是其中的一个家庭。他们在地震中失去了一个女儿，女儿生前非常懂事，知道家里困难，平时非常节俭，在放学路上经常捡些空瓶子卖钱。地震发生后，祝俊生在废墟上寻找女儿，“幺儿，爸爸来救你了，你在哪儿啊？”女儿在废墟下大声回应着，“爸爸，我在这儿！”祝俊生急忙问：“幺儿，你痛吗？”懂事的女儿说：“不痛，我一点儿也不痛。”祝俊生不停地对女儿说：“你不要怕，爸爸一定把你救出去！”可是24小时过去了，女儿最终没能坚持到最后。祝俊生每想到这，就觉得愧对女儿，因为他答应一定会救她出去。所以，他总跟妻子说，“一定要再生个女儿，这样我们的女儿就回家了，如果生了个男孩，我们就永远失去她了。”

　　这一段让观众掉泪的情节是导演最新版本里增加的镜头。

　　“失去孩子的父母有谁愿意回忆这样的场景，只有喝了点儿酒，祝俊生才愿意这样唠叨唠叨，活着的人需要找到一个出口，”范俭说，“这个简单生育的背后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不仅是一个生育心理，也是一种治疗行为，我理解成希望过去的生命再重新回到身边的希望。也正是这样一种对生命的态度，才吸引我去拍了这部纪录片。”

　　而作为亲身经历过灾难的李西闽告诉大家，不管是日本还是台湾，大多数幸存者被救起的那一瞬间的确感到自己是幸运的，但更多人因为灾难给心灵造成的创伤，导致的结果却是不幸的。酗酒、家庭关系破裂，得了抑郁症，最终选择轻生。“因为每一年的‘5-12’，他们的旧伤口就会被拨开，直到他们最终老去。”李西闽感慨道。

　　片中受孕失败了两次的叶红梅和祝俊生此时已信心全无，他们已在谈论收养一个女儿时，叶红梅意外怀孕了，夫妇两人既高兴又害怕，生男生女又增添了无形压力。后来叶红梅知道怀的是男孩儿，没敢告诉祝俊生，当孩子在产房里发出第一声啼哭时，叶红梅问了被允许进入产房拍摄的范俭，男孩还是女孩，范俭说是男孩，叶红梅落泪说，“这下子祝老四该不高兴了！”在家里，祝俊生得知消息后，满脸是泪地给女儿上了一炷香，看着女儿的照片说，“幺儿，爸爸对不起你。”

　　《活着》被评论界誉为比《唐山大地震》还要感人的影片，纪录片《活着》入围2011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单元，获得2011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评审团特别奖。《活着》已于5月5日在奇艺网上线。

　　1977年生的导演范俭，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2006年毕业。他曾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纪录片创作多年，2007年开始制作纪录片。其作品《在城市里跳跃》和《的哥》曾入选多个国内外电影节。

　　“活着的人更需要勇气，希望大家能够记住那段不该被忘却的纪念，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范俭表示。

　　在映后和观众交流中，曾在汶川地震中被压72小时后获救的作家李西闽回忆起四年前的经历仍惊魂未定，“地震来的一瞬间楼就塌了，不到一分钟整个人就被压住了，一根钢筋从我身体左下方穿过去，头也被夹住了，唯一可以动的就是右手，整个感觉就像是被活埋了。”

　　李西闽介绍，被埋后整个晚上都在挣扎，但越挣扎埋得越深，身上的伤口很疼，“感觉像在地狱里”。2008年5月14日早上，他出现了濒死的状态：所有的伤口都不疼了，整个身体像羽毛一样飘起来，感觉很舒服，接着昏昏欲睡。

　　李西闽找到一个钉子使劲刮身体，一直刮到有疼痛感的时候，才回到现实之中。“在大自然面前，人一点尊严都没有，连一条死狗都不如。”李西闵感慨道，看了《活着》后，他深有感触，“无论怎么样，孩子已经没了，这是留在悲伤之中的，每年的‘5-12’，每年的清明节，他们会同样的伤感，旧伤口拨开后同样还会流血，直到他们最终老去。”

　　“活着的人更难”

　　东方早报:这么多再生育的家庭，为什么最后选定了叶红梅一家？

　　范俭：2009年，我从北川走到了都江堰，先认识了在做心理援助志愿者的团队，然后接触到了这些家庭，起初拍了很多，最后锁定三个家庭，其中一个成功怀孕，另外一个本不想要，却莫名其妙怀上了。叶红梅是很典型的非常艰难、痛苦地去怀孩子，越往后，叶红梅和她的丈夫的人物角色形象就越突出，于是我们意识到要把着力点放到这家人身上。叶红梅看着周围一个个朋友都生了，对于已经四十出头的自己和已经“奔五”的丈夫来说，这真的是很折磨人。

　　很多朋友问这个片子为什么要叫《活着》，其实李老师（李西闽）应该特别感同身受，留下来的人怎么办？如何往前走，生命的支点在哪里？家庭的纽带在哪里？活着的人其实更难。

　　李西闽：是的，本来40多岁了，孩子已经开始懂事了，学习成绩很好，将来也许能考上大学来改变这个家的命运，但孩子却没了，一家人的希望就此破灭，怎么办？很多人都问过我，说你是幸存者，你应该很快乐。其实不是，那之后的每一天都觉得活着比死了还难，因为你要重新面对很多东西，你内心的恐惧感一直消除不了。

　　我现在听到哪儿有地震了，就浑身发抖，好像自然而然地切换到那种埋在地下的感觉，那天晚上肯定会做噩梦，我接触到很多日本、台湾的地震幸存者，都有同样的感觉，无法忘记那种痛苦，那种恐惧，还有人在地震20年后撑不下去自杀的，所以说活着很艰难，我们每天都在为自己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当时我坚持下去的一个理由是因为我的女儿。她刚过完一周岁的生日，我是5月6日去的四川，5月12日就出事了，一直想她刚过完一周岁，她不能没有爸爸，一周岁就没有爸爸了，她这一辈子也会很痛苦的，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正面地活下去。今天我来到这儿，就是希望能够直面它，如果我老是回避它，那种恐惧感会更深重，震后我每年都会回四川，每次都会到我受难的地方，去看当地的村民，去祭奠那些跟我一起埋在里面但死去的人。

　　“把他们当成家人朋友”

　　东方早报：对于这样的拍摄对象，范导是如何接近他们，取得信任？

　　范俭：《活着》是2009年10月底开始了第一次拍摄，一直持续了一年半左右。2010年，我去了都江堰之后，发现有很多家庭正处于一种准备孕育新生命的状态。而前半年去，基本没有获得任何好的素材，他们比较拒绝我，他们对这种有记者身份的人还是比较抗拒的，我用了很久让他们明白我只是一个拍纪录片的，再花了很长时间让他们明白纪录片是怎么回事儿。后来我们就一起吃饭、喝酒、聊天。这种逐渐建立的信任感是要投入时间和精力的，而且你真的要把他们当成你的朋友，甚至当成家人。有机会我也提供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说他们要写那种特困申请、特困补助，他们写不来，我帮他们去写，有时候他们没有足够的营养，我去买一些豆子。他们做成豆浆来喝，生活上的来往帮助是蛮多的，最主要还是要用心，另外一个原因呢，我的导演助理是女性，若仅仅是我一个男性，恐怕确实是非常难以完成这部片子。

　　东方早报：叶红梅生产时，你被允许进入产房拍摄，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吗？

　　范俭：我是第一次进产房目睹和拍摄这个过程。很感谢这对夫妻能够信任我，能够让一个不是家庭一分子的男性进到产房手术室拍摄这个过程。当我们提出来能否拍这个场景的时候，她几乎没有犹豫。生孩子那天，医院提前半小时就把她拉到手术室了，告诉她准备生，他们说小范还没来呢，医院就等了我们一会儿，等我们8点到了才开始手术。手术的整个过程中，我是十分忐忑的，不过手术很快，20分钟，其实最让我激动的是孩子第一声啼哭传来的时候，我差点流泪，忍不住了，回想起跟这个家庭一起经历的很多，所以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终于有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婴儿也是非常有力量地啼哭，我还是忍住眼泪，先把这个拍下来，先拍了孩子，然后又拍了叶红梅，后来没剪进去的是，叶红梅问我是男孩吗，我说是男孩，她说哎呀，这下子祝老四（丈夫祝俊生）要不高兴了。这是她的第一句话。

　　东方早报：最后生了一个男孩，祝俊生当时很不高兴，现在他接受这个孩子了吗？他们现在的生活如何？

　　范俭：对祝俊生而言，始终背着一个巨大的愧疚在活着，他承诺要把自己的女儿救起来，但他没有做到，所以他们后来的那种生育行为也是跟愧疚感有关的，希望生一个女儿，能弥补他的歉疚，结果上天还是给了他一个儿子，所以叶红梅生完孩子的那几天，他是很郁闷的，面对女儿的照片再次落泪了，他开始确实是不能接受的。实际上叶红梅早知道是男孩，因为她做产检嘛，她告诉了我的导演助理，却没告诉祝俊生，因为祝俊生一定会生气，生完的那两天他很不高兴，时隔一年之后，应该说他已经接受了这个孩子了，在片尾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男孩也蛮可爱的。现在叶红梅还是在家带孩子，因为孩子很小，她腰又不好，所以她基本以在家照顾小孩儿为主，祝俊生还是做装修工，不是很稳定的工作，因为灾区重建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所以装修的活儿也不多，一个月顶多赚1000元，再有点儿低保，一个人头300多元。

　　东方早报:因为家庭角色的不同，叶红梅为了怀孩子吃了很多苦，为了省钱，常常往返于成都与都江堰之间，我们在片中能够看到女性付出了比男性更多的坚韧和牺牲。

　　范俭：这些家庭里，我接触到的女性都非常坚韧，尤其是叶红梅。片子里呈现了一些她治疗的过程，确实是很疼痛的，而且治疗的过程一般要持续两三个月，每天都要这样折腾一遍。按她的话说一车中药都被她吃肚子里去了。这种隐忍和母性的力量在拍摄当中非常打动我，也让我非常尊敬，叶红梅总体上是比较乐观的，但是也能隐隐看出焦虑，她需要女儿的焦虑，无形中丈夫也给了她压力，一定要她怀上个女儿，否则要和她离婚；还有那些姐妹给她的压力。

　　但也不能说祝俊生没有付出，他在生活上把老婆照顾得非常好，一日三餐，还经常换花样，我从没看到过一个丈夫可以这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妻子，虽然因为曾经提出离婚而大吵大闹过，但我认为那是开玩笑的话，祝俊生喜欢开玩笑，他从成都回来的饭桌上说，“这次肯定行，满满一大杯，子弹已经上膛了！”典型的四川人的幽默感。

　　祝俊生，48岁了，能做的也有限，别的活儿也不会干。但他对老婆是真好。我记得有一个场景是他们从医院走出来，叶红梅刚取卵，很疼痛，祝俊生搀扶着她去赶火车，就差几分钟火车就要开了，结果祝俊生背起叶红梅就开跑，我因为跑在前边赶那个火车，回头一看他正背着老婆跑，当时我就想拍下来，但是等我准备好，他们已经跑上车了，挺遗憾的。到了当天晚上，祝俊生就跟人吹牛，说：“我今天背着200多斤的老婆跑了100多米！”

　　“内心的重建是最艰难的”

　　东方早报：其实对他们来说，心理援助要比物质上的援助困难得多。

　　范俭：心理援助很多都在于让他们转移注意力，比如说在都江堰有刘猛率领的志愿者团队，做了一个叫“妈妈之家”，带着那些失去孩子的妈妈们去折纸花，那个纸花的工艺非常复杂，可以转移她们的注意力；我是一个纪录片拍摄者，很大程度上当一个倾听者、陪伴者，也属于一种治疗方式；我认为生育孩子这样的行为也是对心理治疗的一种手段，对他们而言，生了孩子的那些家庭，马上就容光焕发了。而那些没有孩子的脸上依然是暗淡的、悲伤的。

　　现在媒体一关注地震，就会去关注重建了多少设施，高楼大厦，其实这个不是最重要的，这个建起来也很快，而且常常超标准建设，关键是人内心的重建最重要，内心的重建也是最艰难的，这也是纪录片所要做的。

　　李西闽：我觉得对一些贫困的幸存者来说，解决他们的实际生活困难是最重要的，比心理医生还重要。很多心理医生对他们都没用，因为他们那一套书本上的东西，他们接受不了。我认识一个人，因为他之前没工作的时候就整天呆在家里，要么上网，要么把自己喝得烂醉，打老婆，有了工作以后就好多了，工作会消解痛苦。就像我，会把写作当成我的出口。

　　东方早报：“活着”这个话题远远没有结束，两位以后还会续写他们的生活吗？

　　范俭：对，其实我挺想拍《活着2》的，尤其是到这个孩子长大以后，等他懂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想会有很多的故事可以拍。因为这个孩子背负了很多的意义，当他出生的那一刹那，就承载了太多东西，这个承载他长大后就懂了，也许他不知道怎么面对，也许父母也会对孩子有很多的希望，会有很多的要求，比方说一定会和以前的那个孩子作比较，要是达不到呢，也许父母就会失望，就会挑剔，这些都是可以延续拍摄的，会是很好的素材。

　　李西闽：没错，一直可以追踪，看他后面怎么活着，才能体现那场灾难最真实的本质。关于我，地震以后我写过两本书，一本书是我亲身经历的纪实体小说《幸存者》，还有一本小说《救赎》。我曾经说过5周年的时候，我会拿出一本很重要的作品，而且明年5月份会出版，我觉得这部书对于我来讲，对于那些幸存者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范俭：其实在灾区的这段时间，我发现有很多的故事可以拍摄，不光是再生育题材，还包括像李老师这样的幸存者的故事，很多可以拍摄。曾经我知道有一个孩子，他被救了上来，而他的亲姐姐就死在里边了，所以对他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以前这个孩子对鬼是没有概念的，后来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他对我说，这个世界上是有鬼的，他才八九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素材，可是当时我的经历和能力都很有限，所以如果有更多的朋友愿意去拍，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