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90后打工族：频繁换工作 喜欢光顾娱乐场所

　　这些由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的青年，无论是在父母缺席的家里，还是在以“应试”为教学目的的学校，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养成教育，没有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

　　去年年中发生在广东某地的一次聚众滋事事件中，当地法院共受理刑事被告人25人(未成年人4人)，其中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20人。事后分析发现，外来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一半以上是“90后”、留守儿童出身、未成年即独自外出打工，是这些犯罪青年共同的特点。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平日里正常工作的青年“突然”失控？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数量庞大的“单身漂泊”青年，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带着这些疑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广东省韶关监狱随机抽选了6名参与此次事件的青年(以下姓名均为化名)，力图在与他们十多个小时的面对面访谈中，还原他们的成长历程、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

　　留守生活的生命痕迹悄然贯穿

　　家庭破碎、亲人离散，是这6名犯罪青年共同的人生起点。重庆云阳县的李清华7岁时母亲离婚出走、再婚，此后整整10年没见面。广东湛江的廖勇发六七岁时父母离异，“父亲早就不管我了”，他说。四川达县的江涛7岁时父亲在工地上受伤身故。四川内江的陈木林14岁时母亲病故。四川的刘发平生活在再婚家庭。

　　古诗云“商人重利轻别离”，而这些犯罪青年家人之间的“轻别离”更让记者五味杂陈。一家人分散在四五个地方打工，夫妻、亲子、兄弟姐妹之间平日几乎不通音信。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选择抛妻别子，跑到另一个城市去打一份收入待遇差不多的工。这些青年相似的经历清晰地传达出一个信号：留守儿童已经悄然成年独立，他们把留守生活的痕迹带进了城市务工地。

　　与城里孩子“上大学—工作”的成长轨迹相比，这些农村青少年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规划：打工—学艺—创业。留守儿童们随手搭上一个亲戚、老乡，便踏上了打工之路。记者了解到，这6名青年离家时全部未满17岁，最小的只有13岁。他们或被带进亲戚经营管理的小厂，或伪造身份证混进厂。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廖勇发是做纸盒子，月收入800元；陈木林是做酒店服务员，月收入1000元，两个月后跳槽；刘发平是给手机贴标签；江涛在万人规模的大型电子厂生产线上；江西赣州的杨建光，进了老乡当经理的工厂。

　　相较于父母感情的淡薄，这些青年毫不掩饰对家庭的依恋。遇到麻烦时，他们想到的第一退路就是家。江涛说：“弟弟读完高中才出来，基本上不联系。老妈也在本地，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出来的。我15岁跟着表姐在东莞一家私人小厂帮忙出货。出狱后，我想去看我妈，想和她在一起。不论谁照顾谁，总可以互相依靠，有事情好商量。”

　　在社会关系方面，这些青年十分务实，不论远近亲疏，只跟对自己生存发展有用的人来往，靠老乡、朋友介绍工作，靠师傅带着学技术；求生存之余，他们与就近的老乡、工友玩耍。“朋友”是他们嘴里的头号高频词。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有这样一个数据：沿海经济发达城镇已形成巨大的“无家一族”脱离家庭、处于独居状态者，广州市有260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0.7%；深圳市有296万人，占常住人口28%；东莞市有315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38%。

　　这些“无家一族”或拥挤在工厂的集体宿舍，或孤身寄居出租屋；或未婚，或夫妻异地。夜幕降临，数以万计孤独的青年在厂区周边游荡，快速结交，快速离散。杨建光说：“经常打电话的朋友有二三十个。他们在做什么我也不清楚，就是在一起玩。”陈木林说：“有时候也想讨论人生，但都拿不出什么意见和想法，都是互相学。”

　　他们在朋友中寻找身份认同和精神寄托，高兴或不高兴，朋友都聚在一起发泄，受了委屈就“Call友帮拖”(粤语：呼叫朋友帮忙摆平)。这时候，“朋友”就成了最危险的敌人。廖勇发说：“有些朋友不务正业，经常来找我住。厂里的人看到我和他们在一起，就不和我打交道了。公司也觉得我不行，不让我做了。”

　　这些青年口中的另两个高频词是“打牌”、“宵夜”。几乎每个人业余时间都打牌。刘发平说：“赌博很厉害。麻将扑克都打，因为打牌，这么多年都没有存下多少钱。”而打牌、宵夜的“下游”产品，便是争风吃醋撒酒疯、打架斗殴。

　　江涛是受访青年中唯一有案底的。2010年6月，刚满18岁的他来到当地，身上带着打工一年攒下的1万多块钱。“打牌、K歌，玩到没钱了，跟人一起倒卖海洛因”。江涛这样形容自己的状态：“有时候也想老老实实上班，但朋友一叫就又出去玩了。人好像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90后打工族不是低保户”

　　现在，有观点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不像父辈那样能吃苦”、“没有耐心”、“缺乏责任感”。而本刊记者在对这6名青年的采访中发现，由于初入社会时缺乏知识背景和人脉资源，他们往往会频繁换工作、误打误撞地摸索，而一旦发现目标，他们便会立即扎下身来，其间表现出的成熟、理性、乐观、勇气和踏实肯干，令人很难想象他们还不满20岁。

　　这些青年被身边亲友成功创业的范例激励着，对于未来的拼搏发展，信心满满。刘发平说：“一个老乡只比我大两三岁，当洗水师傅年薪二十多万。2009年，他带我入行从最底层做起，一个月一千多元。我当时已经挣两三千元了，但我想学技术，吃点亏无所谓。”干了一阵，刘发平发现“牛仔工艺”更赚钱，立即转工。他一天干12个小时，一个月赚七八千元。聚众滋事事件发生前，他正筹备拉一支队伍，自己当小包工头，承接“牛仔工艺”订单。

　　李清华先是在堂叔开的饭馆帮忙。2010年12月，他自己开了一家烤鱼店。“生意很好，一个月能分到七八千元。我心情特别好，想着等这家店经营好了，再开分店。”

　　然而，正是这些对未来满怀憧憬的青年参与了这起以“泄愤”为主要原因的聚众滋事事件。采访中，他们都表示自己并没有愤怒要泄，甚至不认为自己曾经受过不公平待遇。

　　李清华说：“开店办营业执照时，为了一个公章，在老家村里镇里来回跑，搞了两三天都没搞成，干脆就不办证了。不知道这算不算被刁难？”陈木林说：“村治安队对我们外地人不是很好，算是歧视吧？但其实我也没跟他们有过什么冲突。”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这些青年对政府提供的培训、教育和就业服务等公共服务十分陌生，更别说有问题找“社会矛盾调解中心”了。他们的一切都是靠自己、靠朋友、靠老乡解决。

　　杨建光说：“想学技术，跟着厂里的师傅就够了。不会想去上什么夜校，也没听说过这里有夜校和社区服务中心。我听说过社工这个词，他们帮助留守儿童，有时还去撕街上的牛皮癣广告。”

　　近年来，为加强外来工管理服务，各地积极建设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中心和文化活动场所。但在这些青年眼里，管理中心就是办暂住证的。而且受经费和场地限制，政府办的图书室、乒乓球台、卡拉OK广场之类的文化活动场所通常比较简陋，与这些青年的需求明显错位。用他们的话说，“90后打工族不是低保户”。他们更喜欢到商业性娱乐场所喝酒、宵夜、唱歌、蹦迪、上网、溜冰。

　　“本来不关我事”

　　6名青年中，5人因打砸烧获刑。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他们既不住在事发地，也不在那里工作，多数人此前甚至从未去过那里。事发前，他们各自过着平常的日子。像往常一样，不管谁得了件新鲜玩意，就呼朋唤友。事发时，他们照例互相招呼“去看看热闹”。模模糊糊的“火气”、群体状态下的冲动，刺激、好玩、兴奋，是他们的共同心态。

　　“平时太无聊了，难得有如此劲爆的场面，感觉像拍电视剧一样，很兴奋，很好玩。”江涛说：“人很多，把路堵了，防暴队过来维持秩序。本来不关我事，可是推着推着，我就恼火了，就在旁边叫啊、吼啊，跟着起哄。”

　　接到朋友的电话，刘发平带着怀有五个月身孕的女朋友骑摩托跑了十几公里去“看热闹”。他说：“我以前从没去过那里。到现在我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去。”

　　相比之下，廖勇发和杨建光也许可以算是“泄愤”的。事发前一天，他们一帮朋友到水库游泳，杨建光的女朋友不幸溺水身亡，正发愁怎么向女孩的父母交代。“听说那个地方有事情，我们10个人就开着平时送货的皮卡去了。

　　在冲动的背后，还有一种被关注的渴望。陈木林说：“我平时喜欢上网。出事时，我跑去拍了一堆照片，用手机发在微博上，还写了一点博文，没想到被网友狂转，直到凌晨4点手机还在响个不停，一天换了两次电池。那时候真是高兴，觉得自己说的话引人关注，心里特别舒服。”陈木林后因煽动罪入狱。

　　这些由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的青年，无论是在父母缺席的家里，还是在以“应试”为教学目的的学校，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养成教育，没有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从过分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匆匆步入又一个缺乏有效管束的社会环境，一个偶然因素、一时兴起，便会诱使他们“抱团结伙”、“成群结队”，从日常的行为不端演变成违法犯罪。这一迷惘的“无家群体”，对各级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重要课题。 瞭望新闻周刊 毛一竹 王攀 詹奕嘉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