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前同盟会的起义为何失败：太依靠黑社会(图)

　　核心提示：

　　帮会涣散，军法难以约束，早年杀人越货的老账，百姓可没忘记，以为又是飞贼大盗乱我中华，只可旁观，不可近玩，终不能以一点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这也是武昌起义之前历次起义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同盟会总章中写得非常清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如何否认得了帮会作为辛亥革命主力军的地位？

　　民国八年(1919年)1月9日，蔡元培和张相文致信孙中山，要求其公开会党秘史。信全文如下：

　　中山先生大鉴：

　　顷接方兄寰如来函，欣悉国史征集，荷为先生允为间日演讲，逖听于余，至为佩慰。盖以民国成立以来，群言淆乱，是非不明，不有信史，另以昭示来兹？且饮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来，故元培与编撰诸君公开斟酌：拟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止，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仿司马公通鉴外纪之例，辑为一书，名曰国史前编，所以示民国开创如斯其难也。唯兹诸党会既属秘密组织，迄今事过情迁，往往不能言其始末，再阅数十年间，窃恐昔年事迹不免日益湮没，滋可惧也。所幸先生以创始元勋，不吝教诲，征文考献，皆将于是赖之矣。手此，即颂勋安。

　　蔡元培、张相文谨启

　　对此，日后的逆骨李敖如此点评：“国民党革命成功，本来是靠着黑社会的帮助，所以老同志蔡元培、张相文写信给孙中山，说我们写历史，对黑社会的帮助”饮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来“。”

　　一个以共和革命元勋自居的领袖，怎么能与帮会扯上关系？孙中山回信矢口否认同盟会与帮会之间有什么瓜葛：“至尊函主《国史前编》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文于此意，犹有异同。以清世秘密诸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庶界划井然不紊；此亦希注意及之也。”

　　蔡、张二人接信后又强调，秘密帮会“乃与共和有直接关系，然固亦秘密党会也，且亦多吸收各会分子，此中离合之迹，戏未易分明。”蔡元培一介书生，还要“饮水思源”，孙中山是政治家，想法就有所不同了。

　　不过历史就是历史，终会留下蛛丝马迹，连国民党右派元老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也不得不承认：“中山先生鼓吹革命之始亦以洪门会馆为对象”。同盟会总章中就写得非常清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如何否认得了帮会作为辛亥革命生力军的地位？

　　你要做老大，我也要做老大

　　1906年，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回到长沙后准备发动萍浏醴起义。这一年，正遇荒岁，萍浏醴各县，米价连创新高，民众苦不堪言。天时俱备，尚欠人和，同盟会会员蔡绍南、魏宗铨广为联络帮会，以为革命主力。不想风声走漏，仓促应战，终于败北。孙中山总结经验，觉得虽败，但革命高潮可能近在眼前，乃慷慨陈词：“义愤的火焰大有烧尽爱新觉罗残骸之势，如不乘此时机气势，我党又何能以陈、吴之救国？”陈、吴者，陈胜、吴广也，可见此时的孙中山先生，脑海中浮现的，不是华盛顿的美国模式，终逃不脱中国农民起义的精神感召。所以孙中山在之后的起义中倚重帮会，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是时，孙中山令旗高举：“即将传檄十八省会党，联络声气，立即举事。”1906年，三合会领导人许雪秋加入同盟会，担任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负责潮州起义。他一到潮州，就拉来帮会兄弟潮州三合会首领余丑、余通，在起义中担当骨干。帮会涣散，军法难以约束，早年杀人越货的老账，百姓可没忘记，以为又是飞贼大盗乱我中华，只可旁观，不可近玩，终不能以一点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这也是武昌起义之前历次起义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钦州防城起义的领导人是流亡越南的前广西三合会起义首领王和顺，原芒街帮会头目梁少廷和梁瑞阳为副手(而这二梁素来不睦，为日后黄兴钦廉上思起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1907年9月1日，起义军500人在钦州壬光山起兵，5日得清军内应，攻占防城，在城内发布公告《告粤省同胞书》：“本都督少居父母之邦，长怀四海之志……奋入洪门，奉其宗旨，以反清复明为职。”已经清楚表明了他的阶级出身。

　　帮会的性质，就是你要做老大，我也要做老大。钦州起义失败后，王和顺部退入越南。镇南关起义时，王和顺这支有生力量自然是起义的首选，可是当时他在当地发展的帮会头目黄明堂竟不听他的调度，王和顺只好又退回越南，而黄明堂孤掌难鸣，镇南关起义的结局，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1908年，黄和顺在越南休养生息后卷土重来，连克河口、新街、万河等地，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出榜安民，本来也算形势喜人。不想孙中山派了个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空降黄部，任命他为云南国民总司令，想要把军权掌握在革命党的手中。面对钦差大臣，黄明堂可不吃这一套，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尴尬的一幕：“黄八(明堂)既据有械药，又不听调度，克兄(黄兴)乃如客矣。”没有革命党人的坚强领导，一帮旧式帮会喽罗，能成什么气候？最后，黄和顺部也没成势多久，就被清军击败，退居越南，又被越南法军缴械，押送新加坡遣散了事。

　　逼上梁山，改朝换代

　　帮会终究是早期革命中的生力军，至少在传播声势的意义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谈到帮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自然不得不提四川哥老会。

　　哥老会者，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宗教帮会组织，虽然没有“反清复明”的夙愿，但也是一支重要的不安分力量。1906年初，同盟会四川支部主盟人黄树中请四川哥老会首领佘英于日本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委任其为四川大都督。佘英回到四川后，积极举事，此时的哥老会和同盟会，不分彼此，同盟会会员熊克武，就加入了哥老会，同盟会方面还制定了《革命党入会意见书》：“兹闻贵会提倡大义，正与鄙人宗旨相合，是以仰求阁下介绍入会，如承允许，贵会所有条规情愿遵守，倘有虚伪，任从处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也为日后其他政党加入国民党提供了一个先例。

　　1911年8月，四川同盟会与哥老会商议，将保路运动引向革命，当时川东、川南、川西地区的负责人都是哥老会首领。9月7日，哥老会首领秦载庚、侯宝斋率领的部队在郊外与清军激战，而另一路由哥老会张捷先率领的部队则在围攻成都，哥老会罗子舟部攻打雅州府城，再加上各地新军、共进会、孝义会的起义军四处开花，四川风雨飘摇，11月2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宣布自治，几天后，赵尔丰被斩首示众，四川光复。

　　当时革命党并未统一，除同盟会外，1907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其实就是一个帮会组织。发起人的身份，大多为长江流域帮会成员，兼具同盟会身份，既然与帮会渊源颇深，自然会想到利用帮会进行革命活动。共进会入会的方式也很帮会化：开堂、烧香、结盟、入伙，不像革命，倒像是上梁山，其流程，和哥老会入会时几乎一模一样。湖南革命党首领正是共进会的焦达峰，他很重视帮会的力量，1909年他在浏阳普迹市大开山堂，10月进攻厅城的战斗吸收了哥弟会的势力。

　　陕西则是又一个会党帮会势力盘根错节的省份。当时陕西军队中很多人都参加了哥老会。1910年7月9日，陕西同盟会的井勿幕、张钫等人与哥老会首领张云山、刘世杰、万柄南等在西安大雁塔秘密碰头，歃血为盟。1911年10月22日陕西新军起义，其成员几乎都来自哥老会。西安光复后，各地的哥老会风起云涌，临潼、富平、榆林、潼关等地，哥老会连战连捷，哥老会兄弟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民国的开国国旗。

　　但帮会终究是帮会。佘英的哥老会还没起义，坊间已经在风传：“佘大哥要当皇帝了。”毫无革命的规划，还是改朝换代的老观念。1909年3月的起义之前，佘英手下的一些帮会人员逼他发放每天要发的400文饷银，又泄露了起义大事。佘英所部在小规模的起义后，迅速失败，在叙府豆沙关被俘遇害。

　　上海青帮：改变民国历史

　　这些会党，多少是真心革命？多少又是冲着钱而来的雇佣军？

　　当时，在不能发动群众，又策反不了多少新军的背景下，帮会的亡命之徒几乎是革命党手中唯一的王牌。

　　在浙江，因鲁迅而为我们熟悉的王金发起义之初，依仗的其实也是浙江帮会。在上海，青帮大字辈李征武和同盟会关系密切，日后臭名昭著的军阀张宗昌就拜在他的门下。哥老会天目山聚义堂当家三爷、青帮通字辈刘福彪在辛亥上海起义中身先士卒，立下汗马功劳，刘本人也被炸弹炸去左脚踝骨。1911年11月3日，刘福彪率领300位敢死队队员猛攻江南制造局，并在次日光复军的支援下一举拿下制造局。3天后，在推举沪军都督的会议上，原本定陈其美为军议长，不想刘福彪突然拔出手枪，猛地拍在桌子上：“陈其美昨天吃了苦头，现在给他做一个军议长，太不公平，不足以响应起义。”结果硬生生将陈其美推上沪军都督的宝座，亦可见两人关系之铁。

　　而影响了日后中国历史进程的还不是李征武、刘福彪，另一位青帮大字辈应桂馨即将登上历史舞台。上海起义前，陈其美帮助应桂馨摆平了宁波强占民房事件，应桂馨则投桃报李开始帮陈其美搜集情报。

　　民国成立后，陈其美全力支持应桂馨筹建青帮、洪帮及哥老会公口联合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应桂馨任会长。没想到应桂馨竟吃里扒外，1912年密会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后，应桂馨就成为埋在国民党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

　　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沪宁火车站的几声枪响，将彻底改变民国宪政史的历程。受到赵秉钧密令，应桂馨指使刺客武士英将宋教仁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应桂馨自认有功，结果被灭口，死于北上京津铁路的头等客车中，兔死狗烹，应桂馨也没有好下场。

　　至于陈其美本人，盛传其也加入了青帮，但是他的侄子陈立夫在《风云扫荡中国》一书中却否认了这一臆测，不可否认的则是当时青帮分子在革命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民国成立后，帮会成员自由散漫、山头林立的局面亟待整治。不论是袁世凯一方，还是革命党一方，都觉得此风不可长，遂采取取缔、打压政策，引起帮会成员的反感应该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应桂馨在接受庭审时也抱怨说：“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红帮等置之脑后。”也反映了当时帮会成员的一般心理。

　　宋教仁、陈其美及其副手韩恢先后遇刺，革命党改造青帮的计划只能搁浅。直到1919年，蒋介石在上海股票交易所里当掮客时，通过虞洽卿结识了黄金荣，成为其门生，国民党与青帮的联系才变得更为密切。黄金荣的弟子黄振世回忆说，当时蒋介石想要筹一笔路费，好去广州追随孙中山，只是囊中羞涩，只好求助黄金荣了，虽然那时候黄金荣还没有加入青帮。这一说法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1929年9月23日的文件中有明文记载，当属事实无疑。蒋本人是否是青帮成员有争议，但是一本青帮手册中，记载有青帮兴武六悟字辈成员、奉化人蒋德政的名字，这被认为是蒋介石在青帮中的名字。

　　蒋介石的时代，上海青帮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权倾一时。1951年，《黄金荣自白书》在《文汇报》刊出后，“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呼声响彻上海滩，这个80多岁风烛残年的老流氓此时只好“顺应潮流”，扫起了大街，而青帮的气焰与势力，也随着这位大佬的扫帚一起付之东流了。 (来源：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