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看似漫不经心的拐卖

　　交易那一天，薛君才夫妇和众亲戚乘坐一辆面包车，由翟继文骑摩托带路，先到了赵东玉家，又由赵东玉带路，到了约定地点。翟继文说，有人说“人多了影响不好”，他没有去交易现场，而是和薛君才的一个亲戚带着钱在另外一处等着，直到赵东玉通知他们去送钱，他们才过去。

　　赵东玉和翟继文都称，他们连小孩子的面都没有见过，也没有从中拿到一分钱。

　　事实上，卖家要找回孩子的事情，在三四个月后，也传了过来。

　　李战军接到梁正梅要孩子的电话，就去找了段丙修，两个人一起去找张秋重要小孩儿。张秋重此时却患上了癌症，病危在床，只能把马保起所在县城和村子名儿写在一张纸上，给了段丙修。

　　马保起说，只要给钱，就退孩子。

　　这大概就是梁正梅接到的“5万元”退还价的消息。梁正梅的手机被偷，双方都联系不上，只好作罢。

　　（九）破案

　　甘文亮始终无法找到。

　　警方曾抓到一个用甘文亮的身份证到网吧上网的人，结果却是甘文亮的一个堂弟，因没带身份证，就用了甘文亮寄放在他那里的身份证去上网。他说，甘文亮离开仙居后，没有再联系上过，原来的电话号码也停用了。

　　报案10个月后，孩子的下落还没有一点进展。2011年6月，该案被列为公安部重点督察案件。

　　机会出现在一次案件分析会上。2011年6月26日，有人问了句：嫌疑人亲属的银行信息查了没有？

　　这提醒了侦查人员。很快，通过查阅甘文亮弟弟甘文方的银行交易信息，发现甘文方曾有在嘉兴存汇款的记录，可是甘文方本人并不在浙江而一直生活在云南老家。专案组判断，这很可能是甘文亮借用甘文方的身份进行的。

　　在当地警方配合下，2011年6月28日，甘文亮在嘉兴市辖区内的平湖市信达电子塑业有限公司车间被抓获。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他时，他闷着头，眉头紧锁，说，能给支烟吗？

　　接着问身边的警官：我才赚了5000块，判我7年是不是重了？你们抓我时，老板还欠我4000块工钱，7年后我还能讨回来吗？

　　警官说，你可以写信让你妻子去要。

　　甘文亮低头说，怕是我本人不去，老板不会爽快。之后，就站在树叶筛下的阳光碎影里默默地抽着烟。

　　由甘文亮起，警方顺藤摸瓜，陆续找到了梁正梅、李战军、段丙修、马保起。抓获地点多是在家里，直到被警方抓获，他们也没觉得一年多前的那次交易，有什么不对之处。

　　刚拿到500元好处费那会儿，老农民段丙修有些兴奋，想在村子里找个人喝酒，走了一圈，又觉得没合适的人，就独自回家。钱很快花完了。他一直喃喃地说，像场梦。

　　找到张秋重时，他已于2011年11月14日因癌症去世。

　　这条利益链到马保起这里又断了。他不知道谁来抱走的孩子，“蒋万书知道”。可蒋万书逃跑了。

　　蒋万书听到有警察来的消息，就知道此前那套“两口子离婚孩子没人要”的说辞果然是假的。他和所有参与这起案件的人一样，明知可能有假，但不愿去追问，假的多说几次，也就当真了。

　　夜不能寐，这个老农民选择逃跑；逃跑之后，又担心被抓，罪上加罪。

　　2011年8月10日这天，莘县王奉镇派出所收到一位出租车司送来的手写便条。便条比A4打印纸略小，泛黄，上面用蓝色圆珠笔松散地写着：“莘县成吴镇尧舜大队人，他叫赵东玉，家柱（住）尧舜桥西边河北涯大棚柱，他知到（道）小孩下落，注：赵东玉在桥北鸡棚住。”

　　直到今年2月蒋万书被抓获，警方才知道，这张便条正是他在辗转反侧中送来的，他希望以此帮助警方找到孩子，减轻自己的罪行。他供认，自己事后只收到100元介绍费，但马保起说，给了他600元。

　　断了的线索因此又续上了。

　　由赵东玉，警方找到翟继文，继而找到了最后的买家薛君才。

　　2011年10月5日，仙居公安局重案组指导员吴明和民警赵狄等人悄悄摸进村里，趁着对方不注意，迅速从薛家院中带走孩子，吴明说：“就怕在村里滞留，引起村民聚集。”

　　DNA结果显示，这正是已失踪一年多的蒋科豪。孩子已经在薛君才家喂养了一年零两个月，有了新名字，“薛柄豪”。

　　“我不知道孩子是拐来的，要是知道是拐来的，我肯定不要啊！”被讯问时，薛君才一直这样说。

　　2012年4月13日，仙居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甘文亮被判有期徒刑7年，梁正梅被判有期徒刑5年，其余等人分获2至3年有期徒刑，甘朋忠仍然在逃。

　　2012年5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去看望重新回到蒋赵云身边的蒋科豪时，孩子已经三岁了。对于之前的经历，孩子大概全无印象，但只要有人拉他走，他就会向后赖着身子，咧嘴要哭。蒋赵云说，这孩子现在不敢与生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