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强的“大饥荒”上书者

　　在痛苦的日子里，想起狂恋过的人，几年悲惨景象，磨灭我诚挚的爱情。我热爱过的人啊，你活65岁正好。多余的岁月里，你失去了灵感，没有以往的谦逊，不听清醒的警告，却信谷产八万斤

李盛照在铁轨边（谢贻卉）

　　本刊记者 林珊珊 发自四川隆昌、成都

　　粮食所职工宿舍坐落于熙攘的肉菜市场边上。楼房老旧得仿佛被遗忘，里面却是一片热闹的小天地——麻将桌充斥在院子里、茶馆里、过道里，围满了专注的老人。他们沉浸在麻将的世界里，偶尔抬起头来，也是眼神空洞、不容打扰的模样。

　　“李盛照？”胖老人听到我的问询，指指脑袋说，“我们都叫他疯子！”

　　李盛照静静地坐在茶馆里。如今，这位82岁的老人，许多时间就是这么度过的，呆在人群中间、呆在麻将世界的边缘，一言不发。夜幕来临的时候，他会蹒跚着穿过肉菜市场，来到隆昌县城的大街上。那里，夜灯闪烁，一身流行打扮的小青年们站在商店门口，和着欢快的音乐击掌叫卖……

　　这天，李盛照颤巍巍朝我走来。我们穿过麻将的院子，穿过麻将的走廊，走进他昏暗的小房间里。

　　另一重隐秘的世界旋即在眼前展开：厚厚一叠调查报告、幽闭中的诗歌以及一封封未能寄出的信件。这些早已发黄发脆的纸上，密密麻麻布满了他忧愤的文字。在1957年的言论“春天”中，他称斯大林为封建暴君，于是被打成极右分子；被遣送回乡后，他又成了一名“大饥荒”的上书者，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监狱生活。此后，他不断抗争，尽管，在过去五十多年时光里，世界几乎从未给过他积极的回应。

　　饥饿报告

　　李盛照的故事从1949年开始。那一年，他考入了国民党军校，18天后，解放军接管成都，他被收编。一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他被派到了战场，担任侦查科见习员。这段经历让他养成了持续毕生的习惯——做调查，写报告反映真实情况。

　　1955年，他复员回到家乡，才知道农村的变化并不如宣传的那么美妙。在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中，作为小地主家庭，李家失去了房屋和土地，挤到远处一个小房子里。当他看到“统购统销”造成了农民的粮食紧张，立即展开调查，写出了粮食情况报告，被四川一份内部刊物采用。

　　这一年9月，他考上了四川大学经济系。接下来的两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享受调干助学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大多数时候，他疯狂读书学习，和同学真诚坦率地交流，直到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

　　“反右”之前，他在《文汇报》读到了《斯大林的时代》，书里所描写的1936年至1938年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让李盛照深深震撼——他至今仍记得图书馆里被翻烂的报纸的模样。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则直接击碎了他的迷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天使就会用银盘拖着奶和蜜奉献给每一个人”。

　　自此，苏联经济史成了李盛照的科研题目，厄运便在这里埋下了种子。当自由鸣放的春风吹拂校园时，李盛照在自由论坛上斥斯大林为封建暴君，防止苏联惨剧在中国重演。政治方向突然转变后，他开始历经各种大小批判会，被划为川大极右分子，受到“劳动考察”处分。

　　1958年，他去修河渠、炼钢铁。劳动改造没有改变李盛照的思想，还让他了解到更真实的中国。在四川德昌，他看到为炼钢铁抽空劳动力、烧光树林的荒诞，也看到了路边饿得哭泣的小姑娘，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饥荒的存在。

　　紧接着，自己的粮食供给也减少了，过度的劳动和饥饿让他患上了水肿病，在那时的宣传中，水肿病被描绘成由细菌所致。李盛照历经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流传较广的是，脱了衣服坐在机器边上，接受蒸气疗法，“往往水肿好了，人也死了”。李盛照那时还不知道，饥饿造成的水肿病患者大量死亡，当时全国各地统一口径称之为“疫病流行”。

　　回到学校后，他又提出了对“割私有尾巴论”的异议，给中央和地方报刊寄去了题为《苏联集体农民的宅旁园地及个人副业》的文章。随后又寄文章论述统购过头的危害。

　　不久，他收到了“支援农业”的通知。

　　1961年4月，保卫科的人将他押送回家。火车上，饿死人的消息不绝于耳。当他下了火车，从广场走向公路时，一具干瘦的尸体闯入了眼帘。快到乡政府的时候，又目击另一具饿殍。

　　事实上，四川的饥饿从1958年底就开始了。这年3月份，中共中央在四川召开成都会议，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概念。随着毛泽东到郫县红光高级合作社视察，“三面红旗”狂飙四川，浮夸风开始吹刮，7月开始，亩产神话“卫星”陆续放出来。在毛泽东走过的郫县，亩产神话从三千多斤狂飙到上万斤。那时，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不仅失去自留地，也吃不到公共余粮。许多地方依然加大力度征购粮食入库，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瞒产私分。1960年春，四川各地农村已经传出食堂断炊、大量死人的可怕消息。

　　李盛照以为他看到的情况只是当地执行政策不力所致。一回到家，他就拖着浮肿的双腿、挺着孕妇般的肚子到各个生产队调查，收集关于饥荒的民谣，完成了诗稿《忧心集》，辑录了民谣《饥饿集》。他还写了3篇报告：《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成渝线饥饿、死亡调查》、《悲剧及收场之法》、《普遍饥饿引起的盗窃风》。

　　在《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中，他写道：

　　最近两年，四川很多地区的死亡数高得惊人。以下是一些例子……雷家公社六耕区成立时共有2200人，现有1600人……玉潭寺公社七大队三小队，从去年9月到现在由200人减至160人，有一个小队只剩下一个能耕田的人……荣昌安富镇五富乡六大队，由270人减至210人，王海泉一家三口死绝了……隆昌汽车站，4月13日，发现路尸。4月14日，在塔山坡瓦厂路边，也发现路毙。死亡原因90%是水肿病。农民是这样描绘死前情形的：病人喊心慌，气喘不已，要东西吃，正行走间，就倒地死去。人们在睡觉时，似乎并无严重病态，而天明死在床上硬梆梆的。在死者当中，青壮年比重极大……

　　造成大量死亡的原因是从59年就开始的粮食紧张……关于粮食紧张的原因，人们往往用天灾来解释，这对不事庄稼的人倒完全能对付过去……形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征购，征购是从测产数来确定的，而测产数字由于浮夸欺骗，以至比实际数高一倍或者还要多。因而扫仓也完不成任务。纵然完成了任务，公共食堂也就断炊了。

　　在割掉私有制尾巴的“理论”指导下，不仅取消了自留地，甚至不让农民利用一锄头泥土来种一棵菜，这点做得最彻底的地区，也就是死人最多的地区。农民不能从事任何个人副业，公共经济又不能满足吃饱肚子的要求，因而盗窃成风……

　　纵使生产完全恢复了，这次劫难在人们心灵中造成的缺陷也是永远弥补不起来了……因而假如对此应该负责的人不受到应有的惩罚，那就会是天理难容，是对理智、良知及一切公正原则的挑战……

　　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只有事实、真理、理智才会是最后、永恒的胜利者，一切虚伪、矫饰终究会破灭。

　　李盛照1961年5月，于四川隆昌乐只乡

　　“反革命”

　　半个世纪后，李盛照读着当年的书信，烟抽了一支又一支，记忆烟雾般在周围缭绕。他自然知道一个右派分子反映意见的危险，但已经忘记当年的勇气源自何处。他只是朴素地描述了对自我生命的麻木感，以及一种无法自主的力量。

　　当时，他把报告抄了一遍又一遍，从地方到中央领导人，他一封又一封往外寄。没有人知道这些信件的最终命运，虽然，那里面托付着一个人的信念甚至是生命。他给郭沫若的信写道：

　　郭老：

　　现在我把所发现的严重死亡情况向您报告。假如我的报告被认为是污蔑抹黑现实，那我将忍受由此而带来的恶果，而且绝不抱怨。我毫不羞耻地承认，我是吸吮时代的乳汁长大的，将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时代精神。郭老，您自称为蔡文姬，而我却愿意效法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所描述的那个米歇尔•海姆•鲍罗廷，纵然被消灭了，那也死而无怨了。当然我希望有比他更好的命运，因为有了二十大精神的存在……

　　回音寥寥，对他的调查却在悄然进行，他并不知道牢狱之灾即将来临。

　　他收到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和北大校长马寅初的回信，那几乎成了他生命中的精神支柱。马寅初的回信写道：

　　盛照先生：

　　大函敬悉，甚佩先生说真话的勇气并怜先生所遭遇的苦难，我以为这些事实报告理应送给党内高级领袖决定。读完[两集]之后，把它送给最得人心的党员，这是我对“实事求是”的态度。我的爱人和小儿亦犯同样的毛病，幸已得救。附上票洋五元不能说帮助，略表敬佩之忱。不多写了，祝早日康复。

　　马寅初 1961年9月

　　邓子恢则回信表扬他的勇敢。在第二封回信中，邓告知他已将信件转交给西南局书记李井泉。

　　李盛照没想到，这封信成了他入狱的通行证。

　　1962年3月，李盛照手持邓子恢的回信到四川省委反映饥荒情况。他至今记得，一个穿军大衣的人，在大门外对他说：“情况全部了解，你尽快回去。”回去的路上，一辆银灰色小轿车尾随着他，将蹒跚中的他架上车，送到劳教场所——天回镇新生电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