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驾培协会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由非驾培行业社会组织来参与考场建设投资,他们对这个行业了解不够,投资风险很大。
根据深圳市工商部门的登记注册资料显示,目前深圳市3家社会考场均由驾校控股投资建设。
对此,一名要求匿名的驾校老板颇有怨言。他说,社会考场建设过程当中并没有经过公开招标和听证等环节,也没有征求其他驾校的意见,而是在大家均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指标给了个别驾校。
此说法得到了深圳车管所相关负责人的确认,其在接受采访时坦承当时的确未经公开招标,但并未正面解释原因。
“每个驾校都想建社会考场,谁投资谁受益。”上述驾校老板直言,深圳市42所驾校每个月会按照深圳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协会分配的指标来安排考生考试,而拥有社会考场的驾校则会预留30%的考试指标,保证学员考试速度。
不仅如此,其他驾校如果想要到社会考场考试,必须与社会考场签订协议,并一次性支付10万元押金才能获得入场资格。“没办法只能交,他手里掌握了考试指标,等于掌握了其他驾校的命脉。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只会是‘大鱼吃小鱼’,有社会考场的驾校越做越大,最终造成行业垄断。”
此外,“主场优势”还体现在,拥有社会考场的驾校可以安排学员在考场内练车,提前适应考试环境,考试更有保障。
“选择深港驾校,尊享考试主场。”在深港驾校东森考场报名点的宣传单上,社会考场成了其招收学员最直接的宣传语,在东森考场大门右侧,设立有深圳市深港驾校的报名咨询点,记者以想报名学车为由向该报名处工作人员咨询。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尽管该驾校收费较同地区其他几家驾校要高,但深港驾校作为社会考场的投资方,享有别的驾校所没有的“主场优势”,可以将东森训考场在没有考试安排的时候作为本驾校学员的训练场,“其他驾校的学员别说在考场练车,就连考前进来看一眼都不行,这就是我们驾校的优势。”
根据工作人员介绍,该驾校所提供的个性化学车班别也按不同价钱分为尊贵班、贵宾班等,其中价格最高的尊贵班为8880元,承诺的拿证时间是52个工作日。该报名处的工作人员还向记者保证,只要在他们这里报名,可以提前安排尊贵班和贵宾班的学员在社会考场考试,而且考试的时候保证能被安排到东森考场,可以更加熟悉场地。据知情人士透露,所谓的尊贵班,除了在训练服务上有所差别外,更多的是体现在等候考试的时间上。
如何监管:从资质到运作,政府要当好裁判
深圳社会考场出现的问题,关键在于社会组织在执行政府下放权力的过程中招标是否公开透明、考试是否公平规范。政府放权社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好裁判员的角色
对于驾校“拥有考场就拥有主场优势”一说,易振华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有些驾校没有社会考场,招生情况一样很好。”他认为驾校招生主要靠的是培训质量,而不是社会考场带来的方便。建有社会考场的驾校可能在短期内会有一定的招生优势,但优势只是暂时的,“驾校只有更加注重品牌经营,提供高质量的培训才能招来学生。”
深圳市车管所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考试指标分配和车管所完全没有关系,全市各驾校以自愿为原则,与社会考场法人签约,车管所不参与且不作出任何形式的指定。
上述负责人还透露,所有社会考场均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建设和管理,并经过省公安厅车管部门验收,车管所随机派考试员到各社会考场开展上门考试工作,整个考试过程都是当班民警进行监管,保证考试的公平和公正,从而保证社会考场的规范运作。
广州市创基律师事务所赵绍华律师认为,政府放权给社会,朝“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发展,这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大势所趋。深圳社会考场出现的问题,关键在于社会组织在执行政府下放权力的过程中没有做到公开透明。“建设社会考场要通过向社会招标的方式,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好裁判员的角色”,赵绍华说,所有符合建设社会考场条件的驾校都应该有资格提出申请,不能仅凭和政府部门关系的好坏来决定建社会考场资格的归属。
数说
截至去年年底,深圳全市报名待考人数已超过38万人,其中近30万学员积压在“科目三”考试环节。按照深圳每年17万驾照考能计算,即使从现在开始深圳市所有驾校都不再招生,也至少需要2年时间才能安排积压的30多万学员考完所有科目
2011年度深圳三大社会考场的“桩考”考试人数为13.5万,“九选三”考试人数为15.1万,“路考”人数为4.5万,按照深圳市公布的社会考场价格,共计收费额达3000万元
按照深圳目前最大社会考场的规模,初期投资约6000万元,假设每天一个项目可考800人,收费就是24万元,如此不到1年便可盈利
记者手记
放权不等于
一放了之
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私家车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驾照已经逐渐开始成为市民生活的必需品。据驾培行业人士介绍,即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下,各行各业都处于冷缩状态,驾培市场仍“风景这边独好”,每年的报名人数在不断刷新纪录。深圳一名驾校教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去年深圳市共有注册学员38万多,其中路考的考试能力仅为20万,缺口很大,驾校和考生都很着急。”
深圳市车辆管理所考试科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诉苦,政府一直在着力解决考生积压的问题,车管所的工作人员早就已经没有周末双休,每天都在加班,为的就是能安排更多的指标让考生考试。
社会考场的出现正如易振华之前所言,完全是被社会需求给逼出来的。
记者在与驾校学生聊天时发现,也有不少考生表示愿意多花钱在社会化考场考试,特别是即将到两年有效期的考生,更是把社会考场当成了救命稻草。
如果按照“一放就乱”的传统思维,驾考考场社会化似乎是个问题。在实际运作中,社会考场成了考试指标买卖的一个平台。
深圳市车管所考试科负责人坦承,深圳的社会考场自去年开始投入使用至今,虽然在执行政府考试职能的过程当中存在一些问题,但客观上还是起到了缓解政府考试压力的作用,政府也正在积极推进相关问题的解决。
政府放权给社会是好事,这个趋势必须值得肯定。但政府放权给社会并不等于一放了之,政府的监管作用在放权过程当中不可或缺。政府下放权力给社会,要考虑监管能力的问题,不能监管的权力就不要轻易下放,否则在放权过程当中很容易滋生新的问题。政府将权力下放给社会,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向百姓提供便民服务,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社会组织,在办事过程当中都要以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尽最大努力做到公开透明。
社会化考场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刚出现的时候必然会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社会、百姓的联动。政府在放权时要加强监管,社会组织在执行过程中需尽最大努力做到公开透明,百姓在享受服务时应多提意见。政府在推行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应努力让各个利益群体得到好处,每个人都成社会建设“东道主”和“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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