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明奇案一周年：伤害许多人 未能阻止当地拆迁

　　本报记者 洪若琳 发自江西抚州临川

　　过去的整整一年里，钱寒勇经常在噩梦中惊醒，他说，梦中总看见父亲慈祥的面容，父亲对他说，孩子，带着弟弟妹妹，好好活着。

　　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去武汉见他时，对他重复说起的话。当时不以为意的钱寒勇，不会想到，这句话竟变成他日后挥之不去的梦魇。

　　然后呢？没有然后了，父亲已经不在了。每每在梦中忆起这个细节，钱寒勇的内心就荒凉得无法承受，遽然惊醒。钱寒勇心中，有着对父亲的深深愧疚，但更多的是仇恨。

　　钱寒勇出生于1981年，2011年，本是他的而立之年，但这一年中，他却遭受了有生以来的最大打击。那一年5月26日，父亲钱明奇在自己的家乡抚州临川，制造了严重的爆炸事件，目标直指抚州市检察院和临川区政府大楼，而钱明奇本人，也在那场爆炸中当场身亡。

　　除钱明奇外，两名无辜的保安也死于这场爆炸案。

　　这起因拆迁而针对政府的爆炸事件，在新中国历史上并无先例。

　　强拆之祸

　　就算没有制造举国震惊的爆炸案，钱明奇在抚州，也是个名人。

　　自2002年房子被拆，每一年，他都会用红漆在自家门口上写控诉对联，一直写到2011年。爆炸案后，人们路过那栋被警察日夜看守的房子，讨论着它的主人，有人说他是英雄，有人说太不值得。

　　一年后，这栋古旧矮小的房屋，墙面已被刷白，在路边并不显眼，没有生气，一如钱家人这一年来的沉默。

　　“5-26”爆炸事件发生后，钱寒勇没有当众流过泪，但他经常一个人去离家不远的梦湖边坐着，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会失声痛哭。

　　这是钱家人共有的性格。爆炸案后第三天，钱寒梅单独面对媒体记者时，并未表现出遭遇这种经历的人常有的激动情绪，甚至看不出是否悲伤。但接触过钱家的人说，这一年，钱寒梅变得不爱说话了。但她有一个公开的微博账号，叫“钱明奇的女儿”，关注的仍然是各地被强拆的信息，话语中满是愤怒和不平。

　　时隔一年后，时代周报记者尝试给钱寒梅发私信，但没有收到回复。钱寒勇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妹妹需要安静的生活，不想被打扰，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作为长子，他承担起了所有的责任和压力。

　　钱家现在有两栋房子，一栋是钱明奇生前居住过的；与此相隔不远的，是一栋刚刚封顶的七层楼房。爆炸案后，钱寒勇成为家中的顶梁柱，他和当年的父亲一样，立志要给家里人盖一栋最好的房子。

　　“这也是我父亲的遗愿。”他说。这个长子处处透露出和父亲一样的倔强性格。

　　钱明奇出生于1959年，在爆炸案中身亡时，年仅52岁。上世纪80年代，钱明奇就在抚临路鱼苗塘公路边盖起三间临街门面房，经营小本生意。后来，钱明奇成为当地第一个经营殡葬用品、卖冰棺的人，钱家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钱家不缺钱，钱寒勇说，父亲一年能赚20万元，“我父亲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寻找一份所谓的真理，更是为了维护自己做人的最基本的尊严”。

　　如果不是连续遭遇拆迁，钱明奇也许不会那么执著。

　　1997年昌抚公路改造，钱家三间门面房在拆迁之列，按当年补偿标准计算，钱被拆迁的房屋补偿应该为460元/平方米，但实际上他只拿到106元/平方米的补偿费。

　　这是钱家遭遇的第一次拆迁。当年的钱明奇自认倒霉，拿着不多的补偿款，和其他村民一起被安置到邓家村。

　　2000年，他倾其所有，又借了一笔债，在安置地上盖起一栋5层的商住楼，房子甚至修有地下室，总计6层。钱寒梅说，盖房子花了50万元，是附近一带最好的建筑。“我爸爸说，这一辈子就打算做这一栋房子，是按照可以防地震的标准来做的，根本没想过会拆。”

　　好景不长，两年后，钱明奇再次收到一纸房屋拆迁决定书。

　　十年上访路

　　这一次还是为了修公路。2001年12月6日，抚州市召开京福国道主干线温家圳至沙塘胰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征地拆迁工作动员大会。该项目建设征地2812亩、拆迁房屋逾12万平方米，投资47.33亿元，是当时江西省公路建设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之一。

　　建设投资巨大，但给拆迁户的补偿标准，却让所有人不满。当年赔偿标准是，混钢结构房屋360元/平方米，而且，签订的协议中，并没有向拆迁户提供安置土地的条款。

　　钱明奇觉得，自己做房子时花费很多，投入的资金远高于赔偿价格，而且房子又有临街商铺，还属国有土地，应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规定的，以当年58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赔偿，对个人建设住宅用地，也应有所安置。

　　更何况，拆迁户们还发现一份关键文件被篡改的证据，篡改内容隐瞒了当时关于应当给予拆迁户土地安置政策的部分。他们算了一笔账，质疑时任抚州市临川区区长，在这次征地经费中，克扣补偿款近千万元。

　　为此，钱明奇连同另外七家拆迁户，集体走上司法维权和信访道路。这一走，就是近十年。

　　钱明奇穷尽司法手段，足足打了十年官司。其间，他多次赴京上访，进过截访的黑监狱。钱明奇还曾在当地法院绝食四天。张来义、黄正根是陪钱明奇进京上访次数最多的人。至今，钱明奇家中的墙上，还挂着一幅他面向天安门广场的相片，其生前所用的微博账号头像，也正是这张相片。

　　钱明奇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维权后期，他开始学着用电脑，打印资料，上网申诉。上访户熊小兰说，“他总是让我也去买一台电脑，学上网。”

　　维权第九年，2011年11月，和钱明奇一起打官司的，有六户最终接受临川区政府给出的补偿方案，如张来义和黄正根，就同意接受一次性38万元的货币补偿。按此方案，钱明奇可获得43万元的补偿，但补偿方案中未提及宅基地安置，钱明奇不同意。

　　自此，上访“联盟”瓦解，钱明奇开始孤身“奋战”。

　　爆炸案后，一拨又一拨记者前往抚州采访。当年5月27日凌晨，张来义还在家中接受采访，聊钱明奇的生平与为人，聊十年上访经历。

　　5月31日，张来义顺利拿到了38万元。但钱家的补偿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当地政府与钱寒勇协商调解，给出两个选择—要么接受原定的集体土地性质和相关赔偿金额，拆迁事情就此全部解决；若不接受，钱家必须承担其他伤亡者的全部赔偿。

　　钱寒勇无奈接受父亲生前拒绝了的条件。国有土地拆迁，安置时却是集体土地的标准，钱寒勇觉得荒谬之极。之后，认领父亲遗体，与母亲合葬。夜色中，忆起目睹父亲遗体的情景，一直克制的钱寒勇摸了摸鼻子，沉默，哽咽。

　　爆炸阴云

　　因为抚州爆炸案而破裂的，不只是钱家。爆炸案后，保安何海根家人对媒体回忆，何的左手被炸没了，死时身上只剩下一条短裤，情状惨不忍睹。

　　而另外一位保安徐应福，事发时去拦钱明奇装有炸药的汽车，也在这场爆炸案中身亡。

　　一年前，走进徐家，人们甚至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用红砖堆建起的简易平房，进门后一眼便能看到偌大的毛主席画像，除几张竹凳和劳作工具，徐家家徒四壁，没有其他摆设。

　　在儿子徐田荣眼里，父亲与世无争，安于现状，从不与人争吵。拦住钱明奇的汽车，是他工作中的再正常不过的一部分。

　　那时，徐妻坐在竹凳上，哭成一个泪人，穿着孝服的徐田荣，默默站在母亲背后，拉着她的手，眼眶湿润，但不敢哭出声音。在即将到来的2011年夏天，他就要大学毕业了，可以出来工作帮补家庭，而父亲却永远地离去了。

　　一年后，徐家所在的村子集体搬到新村，徐家也盖起三层新楼。但徐家的老房子，还贴着“守孝不知红日落，思亲常望白鹤归”的白色对联。

　　一年后，徐田荣不愿意再回忆往事。“有些往事就让它一切随风吧。”徐田荣在发给时代周报记者的手机短信中如此回复。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钱寒勇最接受不了的是，钱明奇连一句话都没有留给子女。“没有遗书，我父亲甚至来不及见到自己五天后即将出生的孙子。”钱寒勇带着时代周报记者来到父母墓碑前，沉默还是沉默。

　　父母皆死于非命，是钱寒勇的最大心结。他说，“活得比死还难受……”

　　2011年6月4日，爆炸案后第9天，抚州市临川区委书记傅清和区长习东森双双被免职。

　　钱寒勇仍然愤怒，“习东森虽然被免职了，但还在享受生活，可我父亲却被逼死了。”

　　2012年1月，因临川区政府相关部门没有履行相关协议，钱寒勇前去理论。接待他的是一名科室主任，突然叫他给去年被免职的临川区委前书记傅清和前区长习东森写感谢信，说他们是处于那个职位，才会有那样的举动。“他说，政府即将安排他们复出，需要有舆论支撑。无耻卑鄙到如此地步，要我感谢他们什么？感谢他们把我父亲逼死了？”

　　抚州拆迁是与非

　　本报记者 洪若琳 发自江西抚州

　　钱寒勇内心的仇恨，并非针对所有的官员。

　　“事发后，新一届政府给予了及时的安抚和帮助，虽然目的各不相同，但我作为平常老百姓，内心非常感谢市政法委黄牡香书记、区委李智富书记、方百春区长、公安局黄国平局长、饶加兴副局长等领导。”在一份材料中，钱寒勇如此写道。

　　如果能和官员们和平相处，生活也能恢复平静，钱寒勇愿意这么做。

　　是非抚州

　　这和父亲钱明奇的态度有所不同。网上流传的钱明奇与当地官员的电话录音，就颇有深意。

　　2011年2月24日，爆炸案前三个月，钱明奇打电话给习东森时说，宜黄拆迁的事情不该出现。

　　习东森说：“你不要拿宜黄的事要挟我。”

　　钱明奇回：“我不是要挟你，你是逼我，逼得我太深了，逼得我现在没路走了。”

　　2010年9月10日，抚州市宜黄县钟家在强拆迁中自焚，一死两伤。此后，又发生县委书记机场截访、县长医院抢尸事件，这是当年抚州的最大新闻，也是因为此事，抚州“出名”了。在中央领导就此事批示后，宜黄县委书记、县长均被免职。

　　而此次临川区对相关官员的处理方式与宜黄如出一辙。紧急调任临川区委书记的李智富，在宜黄事件后也曾被紧急调任为宜黄县委书记，在当地被戏称为“救火书记”。

　　时代周报记者看到，钱明奇后来递交的申诉材料里，开始出现宜黄的例子，钱明奇不止一次表示，要向钟家学习。

　　因上访和钱明奇认识的临川区熊博村村民熊小兰，是最后一个和钱明奇通过电话的人，她本人也因此被当地公安机关关了五天四夜。

　　那天机缘巧合，爆炸案发生前，熊小兰在钱家附近，想找钱明奇吃早饭，电话拨通后，钱明奇让熊小兰带上摄像机，去区政府大楼，不过要走远一点。钱明奇还交代她，如果自己有意外，请熊小兰代为照顾自己的子女。

　　熊小兰一听就觉得不对劲，因为钱明奇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过，要炸政府。当地官员不以为意，“你一直说要炸，几年都没炸。”

　　有些后怕的熊小兰再拨通钱明奇电话时，钱说，自己会作出“一个人的牺牲”。当日9时18分，抚州市检察院停车场内传来一声巨响，随后的半个小时内，抚州市临川区政府大楼和东边广场接连发生了两次爆炸。10时左右，熊小兰被带到公安机关问话。

　　因这次巧合，熊小兰也成为政府以“极高的效率”解决安置补偿问题的对象。一年过去，熊小兰家盖起了新房子。

　　虽然未解决的小问题不断，她还在争取，甚至，熊家新修起的房子，还有干部透露要再拆一次。不远处，熊小兰叔婶家未修好的房子，还在遭遇另一轮与官方的博弈。

　　熊小兰甚至还要感谢被免职的前区委书记傅清，因为傅清刚到抚州时，第一个接访的就是她熊小兰，“那时候，我父亲住在棚里，傅清书记给我们安排了廉租房。”这一点恩惠，熊小兰记得清清楚楚。

　　不过，熊小兰最要感谢的，还是钱明奇。“他一个人的牺牲，造福了好多人。”

　　拆迁在继续

　　不过，并非所有的拆迁户都享受到熊家和其他七家上访户一样的待遇。

　　2002年，和钱明奇一同被拆迁的29户人家，都经历过至少两次拆迁。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因为第一次拆迁而被安置于此。钱明奇的另一家邻居，杨国祥和孔珍英夫妇，在上世纪90年代时遭遇了一次强拆，2002年与钱明奇成邻居时又遭遇了一次强拆。2007年，杨家所经营的养猪场和种植场，同样毁于一场强拆。

　　这两年，孔珍英听乡里的领导说，自己现在的猪棚，明年很有可能又要被征用开发了。如果属实，这将是杨家的第四次被拆迁。

　　时代周报记者第一次看到孔珍英时，是在爆炸案发生后的两天，她拿着申诉资料要去找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领导才能看到”。

　　一年后，再见到孔珍英时，她摇摇头，让“领导”看到的愿望落空了，而杨家的大部分问题依然未解决。已解决的那一小部分问题，是儿子小杨在爆炸案后，和其他上访户一起，奔走了两个多月才有的结果。这些拆迁户在爆炸案发生后，有一些人继续赴京上访，有一些人则留在当地，共同摊钱请地方官员吃饭、消费，才解决了问题；而且，仅限于和钱明奇一同拆迁的那部分补偿，其他方面，则没有任何进展。

　　从宜黄自焚事件，到临川爆炸案，抚州土地上不断激化的强拆矛盾背后，有着怎样的背景？当地一位政府公务员介绍，抚州没有工业，政府收入几乎全靠土地财政，这也是当地政府不断重复征地开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和大多数三线城市一样，这里的楼盘广告随处可见。不过，如果抬头看看，就会发现那些看上去气派的高层电梯商品房，阳台空空如也。

　　一年过去，这些高层楼盘还在增加。当地人调侃，“脑子进了地沟油，才会来买这里的房子。”

　　新修的公路倒是宽敞气派，市政府周边有斥资1.2亿元建成的大剧院和建筑面积9000多平方米的大图书馆，不过，这里门可罗雀。钱明奇家不远处，是一个偌大的新体育馆，占地380亩，总投资2亿元，但体育馆内赛事很少，几乎等同于闲置。

　　离开抚州临川，沿路参差不齐地坐落着低矮平房和高大楼盘，空气中，弥漫着尘土。而工地上，“建好城市、管理城市、美化城市，临川更美好”的标语提醒着过路人，这座小城里的征地开发进程依然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