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财政转型须做好风险防控 社会焦虑感严重

　　南都讯 记者郑焕坚 昨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刘尚希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就“风险社会中的地方财政转型”发表演讲。其表示，国内财政必须从物本位转向民本位，从而在有限的财政收入与民众无限的期待之间解决问题，防控风险。

　　“风险社会特征开始出现”

　　“要真正理解地方财政转型，就必须将其置放到风险社会的背景中去分析。”昨日讲座伊始，刘尚希就直言，随着经济的进步，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社会焦虑感严重、风险事件叠加出现，这使得风险社会特征开始出现，“越是发达地区，风险社会特征就越明显。物质文明的发展，不仅没有带来确定性，反而带来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刘尚希表示，随着经济增速趋缓，外地人口融入城市受阻，加上民众期待与实际获得出现差异时，社会的公共风险不断增加。这充分表现在当公共资源与公共责任不相匹配，承担公共责任的政府无法拥有足够公共资源，以解决外来人口包括本地人口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时，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便开始如影随形，相互影响转化，“我做过研究，当G D P高于9%时，财政收入往往以20%，甚至30%的速度增长；但当G D P增速低于9%甚至8%时，财政收入的增速往往降低至个位数，因此现在经济增速的放缓，对财政收入的压力很大。”

　　“弹性的收入和刚性的支出”

　　伴随着地方政府的公共责任不断扩大，对于民生支出的财政压力也愈发增大。刘尚希以希腊等为例解释财政危机与社会风险的转换。他认为，一方面民众要求政府减税，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范围和质量，这必然导致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支出增加。正是在这种针对财政的双重要求和挤压下，希腊债务危机最终爆发，“财政收入是有弹性的，经济不好时跌得很快；但财政支出民众只会要求你越来越高，越来越好，这种财政收入的弹性增长与财政支出的刚性增长不相匹配，也意味着社会风险愈发加大。”

　　对此刘尚希说，当然，财政风险不一定会产生财政危机，如果地方经济增长后劲充足，加上民生改善步伐快速，改革进程符合要求，加上财政透明度高的话，则财政风险仍然可控，但如果这四方面有一方面无法满足，财政危机也可能出现。

　　“应更多考虑提升人的素质能力”

　　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刘尚希也提出了自己的三方面对策。“首先是理论要转型。要从物本位财政转向民本位财政。”刘尚希阐述，物本位财政只是考虑如何促进创造物质财富，而民本位则更多考虑提升人的素质能力及生产与再生产，从而最终以人来化解危机，而不是以物来化解风险。

　　其次是制度转型。刘尚希指出，目前的财政体制是层级财政责任，现在省以下的财政体制都是只向本级负责，而对下级政府日子过得怎么样却考虑不够，因此亟需改变体制，转变为辖区财政责任，做到不仅独善其身，也要照顾好下级政府财政。)

　　最后是管理转型。刘尚希言道，政府的财政管理也要转型，把以资金分配为中心，改成以风险防控为中心，“过去我们的管理就是分钱，但是有没有化解公共风险、是不是化解了经济领域的风险、是不是化解了社会领域的风险，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形成风险防控体系。”

　　最终刘尚希总结，地方财政转型，必须是以民为本位，并承担起辖区责任，做好风险防控，如此三者结合转型，才能最终避免财政风险，从而抑制地方公共风险，促进地方的稳定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