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岛对峙”的警示

　　随着近日中方单方面宣布南海进入休渔期，且有媒体称菲总统也希望本国相关机构下达同样的休渔令，自4月10日中午起，因菲律宾军舰袭扰黄岩岛瀉湖内作业的中国渔船，中方海监和渔政船前往解救而引发的中菲两国黄岩岛对峙事件，似乎即将进入尾声。

　　回顾一个多月来的对峙与周旋，尽管中国一改此前息事宁人的姿态，用渔政、海监等执法机构的舰船柔和而坚定地展示了中国对黄岩岛主权的坚决态度，但是面对菲律宾的一再纠缠和“变脸”，作为大国的中国应对小国的“外交花招”还显得不是特别适应。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东盟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尽管中国拥有这一区域内最强的军事实力，但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却亟需有效转化为中国的影响力和威慑力。正因为有限的影响力和威慑力，中国亟需在南海地区真正建立起相应的国家间行为秩序。此外，在和南海国家间的冲突和危机中，中国也需要加强有效的应对和管理危机的能力。

　　从更大的层面看，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战略也急需系统和富有远见的制定和安排，而所有这些都是“黄岩岛对峙”硝烟散尽后留给中国的警示，同时也是中国成为具有真正影响力大国的必修课。

　　“南海秩序”缺位

　　回到“黄岩岛对峙”事件的起点：

　　4月8日，菲律宾海军最大型的一艘军舰在黄岩岛海域发现8艘中国渔船，这些渔船被困在黄岩岛瀉湖内，渔民立即发出求救。在获悉事态后，中国海监巡逻船“海监75号”和“海监84号”10日前往救援，并和菲律宾军舰发生对峙。

　　事实上，菲律宾此前一直宣称，黄岩岛海域属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并命令其海军负责在该海域的执法活动，试图通过行使管辖权来宣示主权。由于黄岩岛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所以其执法的目标往往是中国渔民。

　　游弋在这一海区的中国渔民在遭遇菲律宾军舰后，往往面临渔船被扣、人员被拘押的厄运，但如果在发出求救信号后，附近有中国海监、渔政的公务船只前来解围，往往能使得菲方停止执法，中国渔民也能顺利脱离险境。

　　长久以来，这如同约定俗成的“默契”一般，不仅在中菲两国之间，事实上几乎所有南海国家都对此保持默契，这成为各方规避冲突风险的有效手段。

　　但是，4月10日，在中国海监巡逻船赶到黄岩岛海域时，菲律宾方面并没有继续保持“默契”，反而将“中菲两国舰艇对峙”这一被制造出的“大事件”兜售给菲律宾大众传媒。消息通过二次传播，被引进到中国国内，引发了更多中国人的关注。

　　次日，在无法回避的背景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做出正式表态。他除了提出严正交涉和重申了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外，还谴责菲律宾在黄岩岛的“执法”违背了两国关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不使事态复杂化和扩大化的共识，并敦促菲律宾不要制造新的事端。

　　尽管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的发言义正词严，但却无力劝阻菲律宾在美菲联合军演即将举行的背景下，继续狐假虎威。在随后的一个月中，菲律宾毫不顾忌国际颜面，尽管窘态毕露，却依然扩大了和中国的外交冲突。在菲律宾精心导演的这出“黄岩岛闹剧”背后，无疑潜伏着其推动南海地区“巴尔干化”的企图。

　　根据美国学者马克·瓦兰西亚（Mark J.Valencia）的观察，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4年生效后，全球有10个潜在“冲突热点”，而南海占据了3个，其中就包括此次黄岩岛海域所在的“危险地带”，即文莱、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所声索主权的海域重叠部分。

　　另外两个分别为：中越两国毗邻的北部湾，以及纳士纳群岛北部、西部和东部地区（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中国争议区）。正因为地区内充满了潜在冲突的可能，2002年，在中国的推动下，中国和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一纲领性文件，试图化解各国间的潜在冲突。

　　但这一文件墨迹未干，在2003年，便爆发了文莱和马来西亚海军军舰对峙的严重事件，其冲突强度超过了此次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此事件的发生，不能不让人叹息上述文件的尴尬地位，而且也为日后的中菲黄岩岛对峙埋下了伏笔。

　　10年裹足

　　在地缘政治上，中国作为地区大国，相对其他方向，东南亚地区是中国周边最为复杂的区域，因此，与东南亚国家和组织建立和发展协调的伙伴关系，对中国极为重要。因为，首先东南亚作为世界海运交通要冲，战略意义十分巨大，其次，在这一地区也交汇了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

　　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点，分布在这一重要和复杂的区域内，必然使得争端长期化、复杂化。随着中国对海外资源和远洋运输依赖度的日益增长，以及美国亚太战略的砝码加重，中国必须思考如何通过立法约束各方行为，来保障地区稳定。

　　此外，解决南海争端，汇聚各方观点，无非是军事解决、国际司法仲裁和双边外交谈判三途。军事手段无助于消除争议，只能带来更多争议和激化矛盾，是最后迫不得已的手段。在东盟各国都有将南海争端诉诸国际司法解决的倾向下，如果中国能与东盟建立法律上的多边行为准则，从而稳定南海局势，那将对中国十分有益。

　　2002年中国和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在翌年作为非东南亚国家，率先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将东盟提升到战略合作伙伴的高度，这些举措都成为一个布局的良好开端。但此后的10年间，在将宣言变成具体的行为准则的道路上，各方似乎裹足不前。

　　10年间，尽管各方成立了联合工作组，召开了若干次会议，决定开展南海防灾减灾、海洋搜救、海洋科研等6个合作项目（中国和东盟国家各承办3个项目），却始终无法涉及实质性行为准则。

　　与此同时，10年间，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却从2001年的不足1000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3600亿美元。此外，中国还在积极融入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但是，中国依然未能将这股巨大的经济力量转化为外交影响力，推动各方尽快达成行为准则。

　　呼唤“软实力”

　　事实上，东盟各国也希望将《宣言》变成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在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很多地方仍存在军事冲突，而南海一向被认为是世界上极不稳定的热点地区。各方在主权、渔业、海底资源勘探、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端，但长期以来，这些争端并没有演变成大规模军事冲突。

　　这说明，各方都希望维护地区的全面稳定，因为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将使得周边和平环境被打破，有害于国家的整体发展和区域内的经济合作。

　　“在这样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立存在。美国、欧洲经济衰退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使亚洲国家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彼此之间相互依存是多么重要。”2011年8月第六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上，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的上述感慨，正是这种意愿的表达。

　　中国具备相应的实力，而东盟也具备相应的意愿，如何推动建立各方行为准则，建立怎样的行为准则，这些都是摆在中国面前的大问题。

　　此外，建立怎样的约束机制成为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语词之力太弱，不足以使人履行其信约，人的本性之中，可以想象得到的只有两种助力足以加强语词的力量：一种是对食言所产生后果的恐惧；另一种是因表现得无需食言而感到的光荣或骄傲。

　　所有这些都依赖于中国的“软实力”，即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其目标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更多地根植在文化和价值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