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代表的自白:取消以药养医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除成本及“打点关系”所需，药厂通常也只有10%-15%的利润。图/CFP

　　对于取消以药养医来说，关键是切断医疗代表和医生之间的利益纠葛，但对于整个医疗行业，仅仅取消以药养医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本刊记者/黎广 (发自广州 深圳)

　　文/张琦

　　苏金巧和顾焕明的共同点是，一提起医药代表的话题，甚至不用抛出太多问题，总会有一连串的抱怨。

　　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愿意留在这个行业里。对于结婚不久的苏金巧来说，挣钱仍然让人心动，对于顾焕明而言，挣钱是唯一的生存方式。

　　5月末的一个午后，阳光穿透紫荆花叶，映入眼帘的光斑忽明忽暗，苏金巧穿过这道光帘，风尘仆仆地瘫坐在沙发上，只是一如既往地迟到了。

　　内外医药代表

　　苏金巧是广东潮汕人，5月30日傍晚，苏金巧蜷缩在广州五羊新城的一家咖啡厅里，数落着做医药代表的种种委屈。她是一家外国药企在中国的高级医药代表，领域是靶向治疗。

　　所谓靶向治疗，是指针对已经明确的致癌位点，来设计相应的治疗药物，药物进入体内会选择致癌位点来相结合发生作用，使肿瘤细胞特异性死亡。而这类药物的费用非常可观。

　　2010年初，《阿凡达》在中国内地上映，苏金巧所在的公司给了她100张3D-MAX的电影票。当时广东省仅有一家电影院可以观看这种效果的影片。“我没有办法一次带99个人去看，所以我每次带十个，一共看了九次，每次看都得假装很好奇的样子，其实我早就不想看了。”苏金巧嘴里的他们，是广州市各个医院的主治医生和领导。

　　但她还是觉得和内地医药企业的医药代表比起来，自己的工作仍然显得有意义。“虽然重复地干着类似的事，但与国产医药代表比起来，我们牵扯到的利益关系显得单纯很多。”苏金巧说。在这个领域，她已经工作了6年。

　　据苏金巧介绍，目前在中国的外国药企，主要就是靠赞助活动和赞助医生进行医药研究。“前两年广州一家知名肿瘤医院的主任希望我们能支持他做一个抗肿瘤研究，我们为他提供了各种药物和研究设备，总计250万元，项目的成果发表在了国际著名的医学期刊上，这样我们的名声也打开了，主任的业务水平同样也得到提升。”苏金巧说，外企有着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特别是在与医生接触方面，超过300元的单次餐费，都会被判定为行贿。

　　可实际上，在中国各大医院之间游走的医药代表，外企的仍是少数，更多的是为国内各个新药做代理的医药代表。和苏金巧不同，他们将药品打进医院，靠的仍是利益关系。

　　顾焕明是苏金巧的师兄，同样毕业于广州医药大学，只是顾的从业年限已经超过10年。

　　在医药代表这个行业，能做到5到8年的，可以做地区经理，10年以上的可以做大区经理，超过15年的一般都在总监级别，到了20年，往往已经是某个药企或者医药公司的老板了。

　　顾焕明在做了4年以后，决定跳出这个医药代表行业，往上游的制造企业发展。现在，他在深圳已经合股成立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

　　顾焕明仍然清楚地记得，药物不能直接从厂家以直销的方式进入医院。始于1981年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加强医药管理的决定》，其中规定了药物须经国有的第三方配送公司运送到医院，配送公司的意义是控制流向，统计药品产销量。

　　但这个制度在执行的时候，演变成了药品出厂价不足售价的10％的局面。“以抗生素为例，医院卖100元的抗生素类药品出厂价可能只是10元，但药物出厂以后，配送公司以低价收购，但票据上通常会开到60至70元，此时医药代表会将药物以更高的价格开给医院。我们将这个行为称为‘过票’，这是为了能将这几十元的利润平均分配到医生、代表和配送公司之间，通常医生拿大头。”顾焕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