绽放的伤疤

　　考虑到魏玲的伤情很严重，很容易被感染，基金会没有安排她像其他孩子那样，从铅笔素描学起，而是直接用钢笔画速写。她从身边画起，有护士们用的推车，上面的每一件用品，都被细细线条逼真地描绘，有床边的日历本，黑白的日历台，卡纸的纹路一条条都画得清清楚楚，只有一个日子用红笔圈上，这个日子对她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还有一张妈妈的速写，头很小，身体很大，慈祥地笑着，招着手，老师解释说，这可能是魏玲潜意识里妈妈的形象，妈妈是可靠的，如果不是妈妈一直在身边悉心照料，她无法撑过如此多的手术……

　　每当沉浸在绘画中时，她会安静下来，渐渐地，脾气小了，线条也越来越成熟。

　　2009年年底，19岁生日时，五彩基金为她在医院里办了一次小型的画展，从厚厚的三大本速写中，选出40幅在医院里展出，这给予了魏玲巨大的信心。

　　如今，魏玲依然在德阳残疾人康复中心接受康复治疗，但她已经可以做些稍远的旅行。今年3月，她和五彩基金的学员们一起参加了在深圳举办的画展，并在那里意外地邂逅当年救她的部队。

　　《中国新闻周刊》见到魏玲这一天，她有些兴奋，这天下午要来为她装左腿假肢，此前，她已经安装了右小腿的假肢。

　　她做了一个工艺品，一个大南瓜，长出细长纠缠的藤枝，上面又结满了金黄色的花生，取名：《生》。这阵子因为治疗，她没有画画，但做了很多编制工艺品，她想着将来或许能单独开个网店，只卖自己的这些作品，言谈间，已有个精明生意人的模样。

　　从释放，到接纳

　　在五彩基金成立两周年时，基金会以这几名原东汽中学的学生为主线，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时间》。这时，离地震发生已过去三年，孩子们互相扶助，重回他们当年的学校。校园还保存着地震后的残状，孩子们试图寻找自己的教室，或者从存留的物品，判断归属者是谁，他们是否认识。

　　孩子们最初还是说说笑笑，但最终，一个女孩子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她讲述她和当年的好友，她们上午刚刚吵过架，中午才和好，下午就发生了地震。她活了下来，好友却没那么幸运，因为没有找到尸体，甚至连坟也没有，连凭吊之处，都无法寻到。

　　释放，是五彩基金最初想为孩子们做的事情。

　　事实上，孩子们最初的画作也确实多与自身的处境相关。

　　唐仪君的许多装置作品，都与他被截肢有关。比如，一副叠加起来好几米高的拐杖，还有一个，与真人等高的假人，唐仪君起名为“站起来”。

　　同样在震后被截肢的女生寇娟，画的第一幅画名为《face to face》，画面上是一面镶着金边的圆镜子，镜子里隐约间有一张女生的脸，头发挡住半只眼睛，调子灰灰的，很暗。很多人看了说，很惊悚。但寇娟自己喜欢。一段时间里，她的画作都是这样灰灰的，即使当空有一轮照耀的太阳，也隐没在一层阴霾之中。“无所事事，迷茫，不知所措。”寇娟说。

　　另一位外号是“猴子”的男生宋林林，在画第一幅画之前，酝酿了很久。他说，每时每刻都在想，要画什么。突然在一天晚上，他突然想到，我要画一幅海。这幅画很大，辽阔的海面、干净的沙滩，一切都显得安逸舒适。画完后，他才发现，这种意境就是他向往的生活。

　　艺术可以帮助他们什么？

　　周春芽和五彩基金的老师们都说，很难给出确定的答案，一切都是潜移默化的，只能依靠孩子们自己的力量去消耗。“但毫无疑问的是，艺术可以使一个人的内心更加丰富，使他更了解自己的内心和向往，帮助他们接受自己，也帮助他们拥有发现更美好的事物的能力。”周春芽说，“在画布上，把自己全部放进去，琢磨哪一种颜色更恰当，哪一种构图更精巧，然后尽全力完成它，这种成就感，精神上的抚慰，是任何其他方式无法替代的。”

　　这一点，耿波的感受最深。他也教过健全孩子，大多是画一会儿就走神，或者跑到别处玩一会儿，但这些孩子却都是画起来就停不下，好像在跟自己较劲。“他们其实清楚，生活对于他们，选择不多，他们知道画画能带给他们什么，都试图好好把握。”

　　画面反差最大的，是一个名叫杨柳的女孩子。

　　她的经历更加残酷。地震发生时，她本能地往楼下跑，跑到2楼，楼塌了，她跟着断裂的楼板一直向下掉去。在废墟里，身边没有任何人，她只能抬头看到一线天空。近70个小时后，终于被人发现，无奈双腿被楼板层层压住，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被现场截肢，保住了性命。

　　在五彩基金的老师们看来，她是个不爱说话的女生，有些能和别的学员开的玩笑，与她却不能说。

　　然而最初学油画，她画了幅自画像，她站在淡绿色的背景前，穿着一身鲜艳的红衣服，留着天蓝色的短发，化了一点淡妆，大大的眼睛上，涂着粉红色的眼影，整个人看起来仿佛置身于绿色海洋里，汪洋肆意。

　　没人想到，她会画这样一幅画。但这幅画似乎释放了她内心的某种渴望，她那样向往如此奔放的生活，现实中她无法做到，然而在画中，她达成了。

　　走出去

　　对于周春芽和五彩基金来说，教孩子会画画之后，需要做的是能帮助他们走出去。

　　走出去的第一步，是不断举办慈善晚宴，或者学员画作的小型展览。周春芽的想法是，必须采取一种能帮助孩子们提升自信的方式，让他们走出病房，走到人群里。

　　每次慈善晚宴，李丹都会登台唱歌，她的拿手曲目是《隐形的翅膀》：“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

　　但在五彩基金成立一年多以后，周春芽将这个目标拟定得更加具体了：让第一批学员考上大学。这其中，有李丹、唐仪君和其他9位同学。

　　为了备战艺术考试，耿波干脆与孩子们住在一个大宿舍里。

　　刚过完年的冬天，他们每天从早起6点一直画到晚上10点半，有时，孩子们还会自愿“拖堂”。

　　耿波将自己的作用看得很淡，他印象最深的却是孩子相互之间的友情。李丹只有一个手臂，其他人就轮流帮忙削铅笔，至今她还用一个小盒子收藏起那些铅笔头，视为宝贝；熬夜练习画画，有夜宵都平均分着吃，有一次很夸张，只有一个苹果，就拿刀像切西瓜那样，切出很多份，每人只吃一小薄片，他看着，感到很温暖；遇到电梯坏了，腿脚好的人，就背着腿部截肢的同学，慢慢爬到5楼的教室去……

　　最后进考场时，背着孩子们的人变成了耿波。

　　耿波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他说，教这些孩子的过程，也是自我提高的过程，要看很多书，很多画册，了解和研究不同类型的艺术家的风格，指出孩子们的不足，以及不足的原因。

　　但进入高校，对于这些残疾学生来说，仍不是件容易的事，虽然没有哪所高校明确说明拒绝接受残疾学生，但残疾学生的照顾、生活的管理、教学的安排，都是中国高校从未面临过的问题，尤其是，当突然有一批残障学生同时入学时。

　　“中国城市的无障碍设施配备还差得很远。”周春芽说，“现在中国有7500万的残疾人，但在生活中很少能见到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出来不方便，所以他们就不出门。虽然一些新建筑是增加了无障碍通道，但从一个建筑到另一个建筑的通道，大多数还是有障碍的。”

　　最后，周春芽亲自出面，与四川华新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商谈，使得孩子们顺利入学。为了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学习和生活，五彩基金出资7万元，帮助学校完成了全面的无障碍设施改造。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当天，这些曾共同经历痛苦的同学们聚在三楼的画室里，开心地聊天。他们将在明年毕业，大多数人有了自己明确的职业选择。唐仪君读的是广告设计，“猴子”宋林林想做一名园林设计师，李丹的愿望则是能去深圳做一名网页设计师。

　　为什么要画伤疤？李丹笑笑回答：“这些伤疤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最开始觉得伤疤很难看，但后来对它们有了某种感情，就想画。但是唐仪君的伤疤，比我的好看，所以我画他的。”

　　这幅画，李丹最初命名为《绽放》，“周叔叔看到画后，说，不如直接叫‘唐仪君的伤疤’。”

　　“他们需要更直接地面对地震留下的一切。”周春芽说，“我们不可能管他们一辈子。他们年轻，学了手艺，自己以后会升值，接纳自己，是建立信心的第一步。他们没有随着废墟死去，而是在艺术里重生，他们对生活依旧饱含希望，这就是我们所能给予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