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红楼梦觉过来人

　　1949年1月，胡适在北平搭上蒋介石派来的专机南下，2月北平解放，胡适成为“人民的敌对者”。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与美国等联合国军队作战，国内也同时掀起了反美的热潮，学术和思想文化界也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对美国殖民文化的清算。胡适曾留美，是名流，又是美蒋政权的追随者，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清算的第一人。自1950年开始，胡适曾经的学生、“朋友”等，陆续发表文章对胡适进行批判。但在毛泽东主席看来，这种程度的清算，远不能适应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需要。

　　1952年，胡适的学生俞平伯，对此前师承胡适的研究成果《〈红楼梦〉辩》修订改为《〈红楼梦〉研究》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多版印刷。1954年3月，俞平伯复于《新建设》杂志发表《红楼梦简论》，引起了“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的注意，后者于当年9月发表了批判俞平伯的《论〈红楼梦简论〉及其他》。10月16日，毛泽东以此为契机，发动了一场旨在清算胡适的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运动。这场运动累及了俞平伯，也累及了周汝昌。

　　此时，周汝昌那本曾得到胡适指点和帮助的《红楼梦新证》刚于1953年出版，据蓝翎回忆，这时，周汝昌“很感不安，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仍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周汝昌后来也回忆道：“尔时我年方三十四岁，哪里经过（理解）这么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吓得惊魂不定，而另一方面，我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纯学术著述到底具有何种大逆不道的‘极端反动性’。”正是在这种惊恐和困惑中，周汝昌做出了明哲保身之举。

　　批判运动刚开始，周汝昌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一文。但从学理上看，他的观点较之俞平伯更与胡适接近，《红楼梦新证》一书不折不扣地贯彻了胡适的自传说，他所说俞平伯的种种“错误”在自己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这篇批判文章无疑引火烧身，引来众多指责。

　　在这紧要之际，“两个小人物”却将他与俞平伯作了区分，使他躲过这一劫。蓝翎回忆说：运动初期，批判的对象“似乎排出了座次，胡适——俞平伯——周汝昌”，“邓拓找我们说，要写一篇文章，既严肃批评他的错误观点，也体现出热情帮助和保护的态度，指出他与胡适不同，是受了胡适的影响。”邓拓所言的“他”，即是周汝昌，而言及此举的原因，则是“上边的意思”。“两个小人物”“按照这个精神，写了《评〈红楼梦新证〉》。周汝昌看到后，大出意料之外，来信表示感激得流泪云云。李希凡还奉命去医院看他。这篇文章对周汝昌是起到了保护作用的，此后一些批评他的文章，也只是对研究观点立论，而不往政治立场上拉”。

　　周汝昌何以能过这一关？至今仍是个谜。我曾当面向他请教，老人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躲过这一劫后，周汝昌一直尝试远离胡适。周汝昌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但周汝昌一直否认。1970年他从干校返京后，得以再次研究《红楼梦》，并自觉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让《红楼梦》为现实服务。譬如，他认为，高鹗删改《红楼梦》是乾隆、和珅指使的，拿了黑钱，成了进士，“高踞红学权威的宝座”的胡适，搞的是“反动红学”；他也曾遭受胡适的打压，因为胡适吩咐过某图书馆长：“庚辰本不准借给周汝昌！”

　　1949年后，两人联系中断，直到多年后收到友人寄来的胡适批注《红楼梦新证》的手迹，周汝昌才知道胡适在台湾时也还关注着他。周汝昌后来说，“直到他看了我那本《红楼梦新证》，里面又有几处不够恭敬的词句（我的手稿中不是这样的），再到批俞批胡运动时，他又读到了我的署名‘批胡’的文字（尽管此文也曾经过别人的‘加工’），他都能高瞻远瞩，不肯脱离学术讨论和历史因素而计较芥蒂于怀。从这些方面来看，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仁人君子，治学大师。”

　　2004年，周汝昌在家乡天津修建“周汝昌红楼梦学术馆”，匾额即是集胡适的字，并有胡适的署名。2005年，周汝昌出版了《我与胡适先生》，首次详细介绍了二人围绕《红楼梦》所进行的学术探讨，评说了胡适与红学的渊源和贡献。书写得很动感情。“曾见大师容末学，不期小著动高流”，这是请求胡适宽恕弟子的昏聩；“聪明灵秀切吾师，一卷《红楼》触百思”，这是感念恩师胡适的表达。

　　花落水流红，不解其中味

　　红学界对周汝昌这位望者似乎“微词”颇多。晚年的周汝昌也心知肚明。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用“微词”这个词很高雅。何止微词啊，有些就是人身攻击。这跟学术有关系吗？这种现象出现在学术界、学刊里应该吗？可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留给他们思考吧。

　　我不在红学界，不属于“他们”，倒可以思考思考。

　　周汝昌在1947年与胡适开始讨论《红楼梦》时，就显示出高起点。当年，胡适的两个弟子俞平伯和顾颉刚，都是治红已有成就之人，周汝昌倒也不放在眼里。在1948年9月19日给胡适的信中，他认为俞平伯的学问“只是闲扯天”，“丝毫不能有所加于先生之说”，颇有假以时日取而代之的雄心壮志。

　　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中，周汝昌是学人当中对俞平伯发难的比较早的人，力求自保可以理解，但对俞平伯的指责多少引起了众怒。比如宋云彬指出，周汝昌“怕人家从批评俞平伯牵连到他的《红楼梦新证》，先发制人，写文章批评了俞平伯。参加这个讨论当然是好的，然而像周汝昌那样，似乎应该先批评自己，至少对自己的批评应该老实一点。可是他对自己批评得很不够，责人重而则己轻”，认为他“极不老实”。胡念贻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周汝昌“对于自己的错误观点，还是认识得很不够的”。王知伊更是对周汝昌进行质问：“既然认为自己是被俘虏中的一个，而且是曾经受了胡适派的毒害而转又把这些毒害传播给人家的人，难道仅仅只是把罪过卸在俞平伯的身上而自己就可转觉满身轻松了吗？”因此，这场运动过后，周汝昌基本上与同时代的学人关系有了疏离。

　　“文革”过后，视力严重下降的周汝昌，已经无法胜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但没有人为他提出调换工作。无奈，1978年3月，他只好致信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云由于个人目病，不适宜做出版社工作。本人擅长文学，亦攻清史，研究清代多方面的历史真相。如此，“请乔木同志能够鼎助，使自己的余年能在较为适宜的岗位上多做一些事业”。

　　胡乔木将此信转给时任社科院顾问、主管文学所的周扬来处理。周扬又转给时任文学所的领导沙汀和陈荒煤，商量的结果是：“1、请周扬同志信复（严）文井、韦君宜（两位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引者）二同志，为他的工作上多于照拂，减免其一定的看稿任务。2、编制上仍在文学出版社。3、聘为本所‘红楼梦’组特约研究员。”

　　周汝昌给胡乔木写信所云“适宜的岗位”，当然意指社科院文学所这样的研究机构，但直到1980年中国艺术院研究院成立后，周汝昌才调去当研究员，算是找到了“适宜的岗位”。

　　但他并没有与是非剪断。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认为：“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

　　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难免有情绪激动的学人利用四十年前的旧事，重新发起攻击，譬如，周汝昌曾写过揭发俞平伯截留靖本的材料，他的学历造假，他对胡适的前后态度，等等，应当说，确实游离学术讨论的范畴。这种人身攻击，直至他魂归红楼。

　　周汝昌曾有诗云：“小童何以知途向，瞎马盲人旅亦难。”他七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