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首届和平发展论坛。论坛以制度文明为主题，邀请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卡赞斯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马丁·雅克、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台湾大学教授朱云汉等思想精英20余人，共议人类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普遍性、深层次制度问题。现将其主要观点刊出，以飨读者。
中国制度文明面面观
普遍认同制度文明多样性
制度文明，涉及人类文明诸多层面，包罗世事万象，内容广博，内涵精深，体系宏大。中西学者普遍认同，世界制度文明存在多样性，并提出，在人类制度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每个国家实践积累创造出的制度文明，犹如涓涓支流，融通汇集成世界制度文明的磅礴大潮，共同谱写出人类文明的壮丽篇章。
一、世界上没有关于制度文明的统一标准。中西学者普遍认为，世界上有很多不同形态的制度文明，每一种都是其长期自身政治演进、经济发展、文化积淀等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晶。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标准制度。在对不同制度文明进行理解和认识时，必须要结合它们的实际情况去认知分析，不能简单以国家和集团来划分和笼统地评判或定义，更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不同的制度文明。评判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优越、是否文明，关键要看它是否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历史和文化相适应，是否与世界发展潮流和时代发展大势相适应，是否促进了这个国家的发展与繁荣，而不是一定要符合某一特定标准或教条。不同制度文明之间的对话，应超越传统的东西方之间不同体制、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摒弃简单的好与坏的制度评价方式。
二、中西方制度文明应互学互鉴。中西学者讨论认为，每一种制度、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点，也都有自己的缺点和局限。最近几年，西方自身发展出现了危机，西方制度的吸引力也在下降。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却始终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特别是在当前西方一些国家不断减少对民众的公共产品服务之时，中国却能更加关注民意，注重民生，不断深化改革，加大政府投入，大幅提高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服务水平。这些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制度所具有的体制性优势，以及在处理社会转型方面的强大生命力。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当今世界应更好地观察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也应更好地理解自己是谁。西方国家在很多方面也可以向中国学习，可以用中国这面镜子来反思很多不同的观点。
三、不同的国家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制度和模式。部分学者认为，同一种制度、同样的机构在不同的国家运行，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应当在不同的环境中区分制度的有效性。在设计一个国家的组织架构时，要充分考虑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不能把抽象的原则运用到体制的运转过程中。西方国家制度化进程时间长、程度深，但也难以避免重大经济社会危机的发生。一些中西方学者认为，制度化并不能解决所有经济社会问题，制度的规范化、程序化与保持制度建设的灵活性、开放性，同样重要。
四、任何一种制度都必须不断改革完善。中西学者一致认为，要想推动制度文明建设，不管是在国家、地区还是国际层面，都要吸纳新观点、新模式。一些学者认为，在经济制度发生重大变革时，政治制度的相对稳定就变得至关重要。一个国家经历大的灾难或事件，往往会成为促进该国制度改革完善的重要契机。“5·12”汶川特大地震后，中国的民间社会在灾后救援及重建中展现出巨大活力，成为政府工作的有益补充。
文明传统与现实需要相结合
与会西方学者表示，此次最大的收获是了解到一个感性的中国，中国的社会生态完全不同于西方，有很多独特而丰富的内容。中国制度文明未来发展应实现继承文明传统与适合现实需要的有机统一。
一、立足自身发展实际，积极学习借鉴其他制度文明的有益做法。中西学者普遍认为，中国需要学习借鉴现代西方制度文明的有益做法，但最重要的是要与中国文明传统和现实需要相结合。制度建设既要考虑现代民主要求，更要顾及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际，探索和总结自己的发展道路。
二、进一步深化改革，健全完善现有政策体系。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现在的许多制度是从紧迫的、现实的需要中产生的，当它被制度化的时候，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因此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实施更为周全的改革措施，推动已经具有的制度更加科学合理，并能保持一定稳定性。
三、加强对中国制度建设独特性和共性的研究。一些西方学者指出，通过论坛讨论及参访等活动，对中国的制度文明有了更深入、感性、全面的了解。但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制度文明没有概念，如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用系统的理论、翔实的资料、鲜活的表达，阐释中国制度文明扎根中国实际的独特优势以及对世界制度文明发展的贡献，是制度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四、尽快提高与国际社会有效沟通的能力。中西学者普遍认为，目前，中国未能与国际社会进行有效的沟通。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做了大量的事情，但是由于中西方不同的语言和思维模式，国际社会在很多方面存在对中国的误读误判。下一步应加大对诸如“和谐世界”等重要理念的对外解读、调整和改进一些重要制度术语的外文翻译等。中国应尽快提高与国际社会的沟通技巧，让国际社会能客观公正地认知中国。
五、制度建设是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应力避一蹴而就。西方当前制度建设相对停滞，但也许50年后，欧洲政治制度会变化。回顾美国过去100年或5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其政治制度还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制度改革就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当前亦应如此，以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稳定。
既有自身特点也有独特优势
通过讨论和实地考察，学者们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制度文明的精髓，特别是亲眼看到汶川震后重建项目，更使西方学者认识到中国体制中一种包容、务实的精神，这种精神有助于中国脚踏实地地办好自己的事情。
一、中国的制度文明发展有很强的主体选择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制度文明有自身发展的独特性。西方以自己的看法、理念和方式理解和看待中国，归根到底，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中国的制度文明是建立在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集团智慧基础上的，更强调集体、秩序与和谐。严格地说，今天中国的这套制度是在与外部世界不断交流、碰撞及互学互鉴过程中，根据自身情况自主构建的，具有很强的主体选择性。中国政治文明的精髓是和谐和包容，这种精神有助于中国脚踏实地地把事情做好。
二、中国政治体制与时俱进，西方体制改革艰难前行。西方学者认识到，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也在不断改革完善，有效解决了新出现的一些问题。对西方领导人和民众而言，政治改革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而且西方多个政党之间互相掣肘，实际上也难以推进任何改革。一些西方学者坚持认为，虽然欧洲经济问题一团糟，但整个体制机制还是稳定的，普通民众对民主制度是认同的，各种不满主要针对政府，所以出现频繁的政府更替。也有西方学者认为，西方对民主制度存在某种程度的崇拜，有一定的不理性因素。
三、中国共产党主导中国的改革发展方向，西方陷入多党利益纷争。西方学者提出，中国对政治改革充满信心，并切实解决了很多问题，重要原因是存在着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代表广泛利益的政治权威。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缺少一个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威，不同政党代表不同利益集团。面对经济社会危机，各个党派都关心维护本集团的利益，没有从整个国家的层面考虑问题。这样的多党纷争局面，对民众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损害。
四、中国在进行不同于西方民主模式的民主探索。很多人认为西方民主模式是解决冲突的最好方式，民主确实在权力的监督、防止权力滥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很多时候民主体制本身就是造成冲突的根源，有时过于保护个人权利，反而会影响政府的效力和效率，造成了领导力的弱化。民主不是万能的，不能对民主本身寄予过高的期望。实际上中国正在探索的政治危机解决方式是另一种有效的替代模式，值得深入研究。
五、中国制度模式兼具开放性和灵活性。中国的制度现在之所以有效，一方面是因为在与时俱进的学习借鉴和改革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仍存在很多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比如很多规定和条例。这对于保持社会的创造力、灵活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西方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崇拜，这和西方过于强调制度的完善性、严密性有关，不利于社会的创新发展。
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建设很重要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与会学者认为，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不可持续性向可持续性转变，体制机制建设是关键，植根于本国国情的体制机制建设更重要。
一、经济从过度储蓄型向刺激消费型转变过程中，不能简单强调经济规律和理论。
中西方学者认为，一方面，消费主义只是一个概念，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不能带来持续的就业。真正的增长必须由技术革新来实现，特别是具有前瞻性的技术投资。另一方面，中国储蓄增多的原因源于不安，大部分人是为摆脱对不确定性的担忧而储蓄。偏好储蓄与中国人未雨绸缪、早作准备以应不时之需的习惯密切相关。正如高价送子女出国留学、倾毕生所有购置自有住房、居家养老等很多社会现象一样，它们不是简单的制度设计问题，而与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紧密相连。
二、制度设计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关键因素。
中国经济从模仿型向创新型过渡，投资偏好和投资结构随之改变，制度设计是否得当，将对中国产业升级以及未来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中国经济正由区域内垂直生产模式向跨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模式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策开放度和地方自主程度不同，中国地区发展呈现巨大多样性。地方经济总体形成区域内部自给自足的垂直生产体系。近年来，中央政府不断致力于加强省际联系，整合国内资源和市场，中国经济由此迸发出巨大活力。
官员选拔机制行之有效
通过比较中西方官员选拔机制的异同，学者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体制机制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对我党政体制的合理性、有效性有了更加客观的评价，对西方政治体制有了更多的反思。
一、中国党政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有效的，多党竞选不是政治体制合理性的唯一来源。一些学者指出，多党竞选一直是西方国家评判政治制度合理性的重要标准。然而，多党竞选机制并不能保证选出的领导人具备足够的执政能力。中国党政官员选拔机制的核心是选贤任能，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多党竞争的选拔机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就说明这种选拔机制是行之有效的，多党竞选不应是政治体制合理性的唯一来源。
二、中国党政官员选拔机制的全面性和竞争性不亚于西方竞争性选举机制。与会西方学者表示，了解到中国党政官员的考核包括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不仅仅是单纯的政绩考核。中国党政官员的考核还具有长期性，不仅仅局限在提拔晋升前的一段时间。中国党政官员选拔的竞争性越来越强，竞争选拔的范围越来越大。
三、了解中国党政官员选拔机制，有助于更好地看清自己。一些西方学者指出，很希望深入了解中国党政官员选拔机制，了解中国党政体制的特点和经验。因为这样做会帮助其更好地分析西方政治制度存在的问题，理解什么是好的政治制度。
本版文字、图片均由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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