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龙：民间投资“新36条”产生效果还需时间

　　中广网北京6月16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离政府承诺的上半年出台开放民间投资相关实施细则大限已近，各中央部门红头文件密集批出。不到一个月，十多个部委单独或联合公布了各类实施细则。如《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进入物流领域的实施意见》，加盖了12个中央部委的大印。近日，外汇局也下发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的通知，力破“走出去”企业在境外融资难的问题。看起来，“新36条”实施细则已经涵盖金融、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物流等十多个领域。前有“非公36条”，今有“新36条”。新36条实施细则新在何处？能否为开放民间投资扫清障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专家王天龙对此进行分析。

　　王天龙：

　　三个方面还是有比较新的变化。第一就是政策制定的背景有了新的变化。最重要的就是民企这些年得到了非常好的成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提升，有能力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开展新的经营，所以它要求拜托更多的制约和束缚。第二就是关于所有制理念有了新的变化，过去我们叫非公经济36条，现在叫民间投资36条。而非公经济实际上有点政府的味道，使用“民间投资”实际上反映了这个概念上很大的变化，朝向了一种混合经济体制在发展。第三就政策内容也比较新。“新36条”是深化了政策，扩大了行业准入的范围。比如提出来6大领域18个行业，并提出许多具体的规定和建议，从政策力度和可操作的程度来说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进一步开放民间投资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环境，政策效果真正体现还要走多远的路？

　　王天龙：

　　“民间投资36条”它产生显著的政策效果还需要一个过程。目前的经济形势决定了这个“新36条”的政策效果不会立竿见影，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一直处于一种蹒跚和徘徊的状态。今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骤然变得严峻，我国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面临着一种下行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资本也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

　　第二就是改变我国企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也还需要一个过程。经过多年的改革的探索，我国国有企业在解决盈利问题、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都得到显著增强，尽管民营企业也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很多领域还是难以撼动国有企业现有的地位，所以对民企来说，进入这个新的领域与国有企业竞争也还需要一个过程。

　　第三，就是改变理念还要有一个过程。多年的国企改革吸引了我们很多的注意力，而对民营企业在观念上，我们还是重视得不够，改变对民企的看法需要一些时间。而民营经济进入一些传统的领域它可能造成的影响，很多人可能还有误解和质疑，也需要时间来改变。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来转型，为民营企业做好服务的工作也还需要时间，民营经济更好的发展也要尊崇规律。

　　未来除了要落实好“新36条”的政策，做好监督以外，还要继续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完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只有系统性的配合，才能把政策做实，使它的效果得到更好的发挥。

　　评论员简介

　　王天龙，辽宁桓仁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1999年至2003年，在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获国民经济学学士学位。2004年至200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攻读硕士； 2006年10月起，在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Bielefeld University, Germany）经济学院学习，为北京师范大学与比勒菲尔德大学联合培养经济学博士。2008年至2010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2009年6月至今，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王天龙同志在辽宁大学就读期间，曾创立学生社团青年政治研究会，任协会创始人和首任会长，在校事迹载入辽宁大学《学子风采》。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期间，曾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会主席、硕士第二党支部书记。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担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联谊会理事长，北京市博士后联谊会副秘书长，清华大学博士后联谊会常务理事，科技部副部长。曾获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曾获北京师范大学“京师校友金声奖学金”。

　　王天龙同志主要从事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相关问题研究。个人著作1部：《总量的逻辑宏观经济学解读》，于2010年在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个人译著1部：《对称的历史》，于2011年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该书收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开放人文”系列丛书。参与编著著作10余部。2008年以来，在《经济学动态》《宏观经济研究》《宏观经济管理》《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企业经济》《财经》《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第一财经》等核心期刊和重要报纸上发表文章五十余篇。曾参与国务院研究室、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单位课题三十余项。